摘要 ：唐代开州的历史开篇，系于一次关键的行政与地理迁徙。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称帝建唐，为强化全国统治、推行道州县行政体系，遂将汉丰县治（开州前身）从旧地迁至东河与南河交汇处。其地形胜绝佳，素有“面毗卢之苍翠，枕盛山之巍峨，澎溪带其右，清水环其左”之誉，不仅具备优良的防洪减灾条件，考古发现更证实，早在汉晋南北朝时期此处已有先民聚居繁衍。至隋唐之际，此地凭借得天独厚的水路枢纽优势——溯东河可抵产盐重镇温汤井，顺南河能达西部物资集散中心临江市，沿小江而下则直入长江——已发展为“汉土丰盛”、商旅辐辏的繁华聚落。李渊迁县治于此，实乃顺势而为，将州治、县治同设于此“已然成市”的要地，既奠定了此后千年开州（县）城的发展根基，也造就了今汉丰湖水下故城遗址的历史渊源。

正是在这场重塑开州政治地理格局的城市变迁中，冉仁德登上了历史舞台。州治迁建意味着全新的行政机构亟待组建，亟需一位既能稳定地方秩序、又能统筹开拓奠基的掌舵者。冉仁德，便是唐廷在这一关键节点选定的开州首任刺史，其任职直接关联着开州故城的初创与唐代开州治理秩序的开篇。

东河与南河交汇处是一片福地，它“面毗卢之苍翠，枕盛山之巍峨，澎溪带其右，清水环其左”，是较好的防洪减灾之地。这里是长江一级支流小江源头，古称彭溪源，溯东河而上可到达产盐重镇温汤井，顺南河而上可到达西部物资集散中心临江市（临江镇），顺小江而下可与长江相通，交通十分便利。到了宋代，这里已发展成为“水陆所辏，货殖所萃”的大都会。

冉仁德系唐代开州（治今重庆开州区）建制后的首任刺史。虽正史载录寥寥，然依托其子《冉仁才墓志》等石刻史料与文献互证，可明确其隋唐之际巴渝豪族代表的身份，以及在唐王朝经略西南边疆初期的关键角色。本文系统梳理冉仁德生平轨迹，重点考证其任职开州刺史的具体时段、历史背景与官职属性，论证其作为开州故城（州治迁建后新城）首位行政长官的开创性地位，进而明晰其在唐代开州历史开篇阶段的奠基价值与时代意义。

一、 开州故城的迁建：冉仁德登场的历史舞台

两《唐书》未为冉仁德立传，其生平轨迹的考订，主要依托1978年出土于今重庆万州区的《大唐使持节永州刺史冉公（仁才）墓志》（下称《冉仁才墓志》）这一核心实物史料。该墓志不仅清晰还原了冉氏家族谱系，更成为窥探唐初巴渝地区政治生态与地方势力格局的关键文献。

据墓志铭文梳理，冉仁德的核心信息可明确如下：

其一，家世渊源深厚。墓志载冉仁才“其先鲁国邹人”，后举族徙居巴地，其父即冉仁德。文中“衣冠历代，牧守旂常”的记载，清晰印证冉氏系巴蜀地区累世承袭州郡牧守之职、根基雄厚的豪族势力，这为冉仁德日后受命治理开州奠定了重要的地方基础。

其二，恰逢隋唐鼎革关键期。冉仁才生于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卒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据此逆推，其父冉仁德的主要政治活动时段集中于隋文帝至唐高祖年间（约6世纪中后期至7世纪初），恰值隋唐政权更迭、天下由乱入治的关键历史节点，这一时代背景为其跻身唐初地方治理核心圈层提供了契机。

其三，身份系隋末唐初巴渝豪强代表。墓志记冉仁才“起家除通议大夫，袭爵上庸公”，可知冉氏家族在隋代已跻身勋贵阶层，享有世袭爵位与政治特权。作为家族核心首领，冉仁德在隋末战乱中坐拥地方武装与广泛影响力，成为唐王朝经略西南边疆时必须争取与倚重的地方力量，这也是其得以出任开州首任刺史的核心缘由。

二、 任职开州：时间推定、历史背景与官职性质

（一）任职时间：武德四年至五年间的合理推定

开州建制始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与州治从南河南岸迁至东河、南河交汇处盛山脚下的举措同步推进，此次迁建所确立的治所，便是此后延续千年的开州故城（原开县城）。作为新置州郡的首任行政长官，冉仁德的任命必然晚于州治确立与迁建工程，需与行政机构组建、统治秩序初建的节奏高度契合。

结合冉氏家族在唐初即顺利承袭爵位的政治背景、冉仁才的生卒年限，以及唐廷在武德年间逐步平定巴蜀、推进西南边疆整合的历史进程综合研判，冉仁德被任命为开州刺史的时间，大概率落在武德四年至五年间（621-622年）。这一推定既符合新州建制“先定治所、再任长官”的常规逻辑，也与唐初西南边疆治理的推进节奏相吻合，由此可明确，冉仁德实为盛山脚下开州故城的首位最高行政长官。

（二）任职背景：隋唐易代与西南边疆的经略需求

隋末天下大乱，巴蜀及周边地区割据势力蜂起，局势错综复杂。唐高祖李渊定都长安后，核心战略任务之一便是将名义上的全国统治权，转化为对疆域的实质性掌控。开州地处夔州以西，是连接关中、巴蜀与荆襄的交通要冲，且“地接夷獠”，民族构成复杂，治理难度极大，其稳定与否直接关乎西南边疆的安危，是唐廷经略西南的关键节点。

在此背景下，唐廷任用冉仁德这类根植本地、熟悉夷獠习俗、拥有广泛地方威望的豪族首领出任开州首任刺史，是极具务实智慧的“在地化”治理策略。此举既可借助其家族势力快速稳定地方秩序、安抚战后民心，又能依托其影响力镇抚周边少数民族部落，有效降低中央政权经略边疆的成本与风险，堪称唐初“以豪治边”策略在巴渝地区的典型实践。

（三）官职性质：开拓奠基与军事镇抚的双重使命

冉仁德所任“开州刺史”，与盛唐以后承平时期的常规地方行政官职有着本质区别，兼具鲜明的开拓奠基与军事镇抚双重属性。其核心使命聚焦于三方面：一是代表唐廷在新迁州治确立中央权威，搭建起州级行政与军事防御体系；二是应对隋末战乱遗留的地方动荡，抵御夷獠部落侵扰，保障治域安全；三是为唐王朝在开州地区的长久统治筑牢根基，完成统治秩序的最初构建。

这一官职属性，与百余年后柳公绰出任开州刺史时的治理场景形成鲜明对比。柳公绰所处的中唐时期，开州行政体系已日趋完善，治理核心在于“文治深化”，以法治规范社会秩序、以文教浸润边地民心；而冉仁德的核心使命则是“开创奠基”，核心任务是完成中央权力在边疆新置州郡的最初植入与秩序构建，二者共同构成唐代开州治理从“初创”到“深化”的完整脉络。

三、 冉仁德的历史定位与深远影响

其一，开州故城行政建设的开创者。冉仁德作为唐开州建制后、州治迁建盛山故城的首位主官，是唐王朝在开州地区国家权力的最初象征与执行者。他的到任与施政，标志着开州以新治所为核心，正式开启系统化、规范化的国家治理进程，其作为开州故城行政建设开创者的历史定位，无可替代。

其二，唐代开州后世治理的基础奠基者。冉仁德在任期间承担的开拓镇抚使命，为开州此后百余年的稳定发展筑牢了政治根基与安全屏障。正是武德、贞观年间初步确立的行政秩序与安全保障，为后来柳公绰推行法治建设、韦处厚振兴文化教化等“深化治理”举措创造了必要前提。他的“奠基开创”与后人的“深化发展”形成清晰历史序列，共同推动开州逐步融入大唐帝国的治理体系与文明圈层。

四、 冉仁德个案：唐西南边疆治理的微观缩影

冉氏家族的发展轨迹，是观察唐初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的重要个案。冉仁德之子冉仁才官至永州刺史，其孙冉实亦长期任职地方，形成“世代效力朝廷、持续参与地方治理”的家族传承脉络，清晰表明冉氏家族已被唐王朝纳入官方官僚体系，成为中央政权在巴渝地区依赖的统治基础之一。

对冉仁德的任命，深刻彰显了唐初中央政权的边疆治理智慧：在王朝初建、中央力量尚无法完全垂直渗透至偏远边疆的背景下，唐廷采取“羁縻怀柔与直接统治相结合”的过渡性治理策略。通过授予地方豪强正式的朝廷官爵，将其家族势力转化为国家治理资源，实现对边疆地区低成本、高效率的控制。开州的设置、州治的迁建与冉仁德的出任，正是这一治理策略在川鄂交界边疆地区的具体落地，为唐王朝后续全面整合西南边疆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冉仁德的个人任职经历，也成为隋末唐初无数地方豪强接受唐室册封、推动地方势力融入中央政权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微观缩影，为后人理解唐初边疆地区的权力交接形态与实际统治模式提供了珍贵样本。

（二）后世治理的基础奠基者

冉仁德在任期间承担的开拓镇抚使命，为开州此后百余年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关键基础。正是武德、贞观年间初步确立的行政秩序与安全保障，为后来柳公绰、韦处厚等文臣在开州推行法治建设、文化教化等“深化治理”举措创造了前提条件。二者构成“奠基开创”与“深化发展”的清晰历史序列，共同推动开州融入大唐帝国的治理体系。

（三）填补正史空白的史料价值载体

因史料阙如，冉仁德的具体施政政绩已难详考，但其历史重要性集中体现在身份的代表性与任职的节点性上。他是隋末唐初无数地方豪强接受唐室册封、推动地方势力融入中央政权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微观缩影。《冉仁才墓志》对其事迹的记载，弥补了两《唐书》的记载空白，为后人理解唐初边疆地区的权力交接形态、实际统治模式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综上，冉仁德是唐代开州历史开篇阶段的核心关键人物。作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开州建制后、州治迁建盛山故城的首位行政长官，他的任职历程，不仅见证了隋末唐初巴渝地方豪族融入国家官僚体系的历史进程，更成为唐王朝立国之初运用“因地任人”“以豪治边”策略，快速掌控西南边疆要地、推进实质性行政建设的典型范例。

冉仁德的历史使命聚焦于“行政奠基”与“边疆安辑”，为开州日后跻身唐代经略西南的重要节点，筑牢了最初的政治与地理根基。尽管其个人具体治绩湮没于史籍，但其“开州故城建设首位掌舵者”的历史坐标意义清晰明确。对冉仁德的系统考证，不仅厘清了唐代开州行政长官序列的起点，更助力于深入理解唐帝国建立初期，如何通过设置州郡、营建治所、任用地方豪酋等灵活策略，将广袤复杂的边疆地区有效纳入国家统治体系的动态过程。

在唐代开州的历史长卷中，冉仁德与中唐推行法治文教的柳公绰、晚唐营造文化盛景的韦处厚，分别矗立于“开篇奠基”“深化建设”“辉煌发展”三大关键节点。其中，冉仁德作为开州故城的奠基者，其核心价值正在于为开州融入大唐文明体系拉开了宏大序幕，成为唐代西南边疆治理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注脚。

在唐代开州的历史长卷中，冉仁德与中唐推行法治文教的柳公绰、晚唐营造文化盛景的韦处厚，分别矗立在“开篇奠基”“深化建设”“辉煌发展”三大关键节点，共同构成了理解开州从边疆新州逐步融入大唐文明体系的完整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