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满清罪恶的言论中，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内容，说731的主谋其实是以溥仪为首的伪满，主意是妄图复辟的伪满皇族出的，日本人只是执行者。

对这个问题，有严肃澄清的必要，否则我们将不自觉地陷入一个可怕的陷阱，为了批判满清，讨伐复辟的伪满皇族，无形当中却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开脱者。

关于731，历史的真相是，这支魔鬼部队的建立，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自主决策，是石井四郎个人构想与日本侵略战略一拍即合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和一小撮“丧心病狂”的伪满复辟皇族，虽说谈不上幕后主谋，但确实存在主动共谋，充当帮凶的严重罪行。从本质上讲，它们之间的勾结，就是一场“恶魔的契约”。我们对伪满和伪满复辟皇族，揭批的确实不够，甚至好些人都不知道731的罪恶中有他们的黑影。

下面，就来讲讲伪满的这段罪恶历史——

1936年，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建立核心基地，这绝非日本关东军的单独行动，而是与伪满洲国深度绑定的罪恶工程。

伪满政权以“开发满洲、防疫保健”为幌子，为731部队提供了逾24.8万平方米的用地，划定“特别军事区域”，驱散周边居民，使其成为与世隔绝的人间地狱。

731部队对外代号“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而伪满军政部、治安部则与之形成严密的协作体系：伪满大陆科学院成为731部队的“技术附庸”，双方人员频繁流动，共同推进细菌战研究；伪满国立哈尔滨医科大学更是直接沦为犯罪延伸机构，根据《731部队本部身上申告书》记载，岩丸宗彦等4名731军属学生在此接受三年“医学”培训，毕业后直接回归部队参与人体实验，这足以证明日伪“军、学、政、医”一体化的协同犯罪本质。

“特别移送”制度是伪满与731勾结，最血腥的罪行。

1938年关东宪兵队第58号文件明确规定，伪满警务系统、宪兵队需将抗日志士、思想犯、游击队员等不经审判直接移交731部队。

穆棱市档案馆保存的《穆宪高第89号》档案记载，1944年牡丹江宪兵队穆棱分队逮捕7名“间谍关系者”，其中2名被“特别移送”至石井部队惨遭活体实验；1942年堀口正雄管辖的宪兵分队一次性逮捕80名抗日地下工作者，20人被秘密押送平房基地。

这些档案并非孤证，731部队解剖技师胡桃泽正邦在1991年的口述证言中直言，特设监狱常年关押40名以上“马路大”，涵盖中国人、朝鲜人等，而他本人亲手解剖了300余人，“人还是温热的，有血喷出”的细节，正是伪满政权为731持续输送“实验材料”的铁证。

说到伪满复辟皇族充当731同谋以及帮凶，老黑提醒大家记住一个名字，爱新觉罗·宪均。

此人是满清肃亲王善耆第十二子，川岛芳子胞兄，溥仪堂弟，自1932年起历任伪满禁卫步兵团军医官、军政部医务课长、治安部医务课长等要职，全程参与伪满军事医疗体系的构建，而这一体系正是731部队细菌战、人体实验的重要支撑。

1933年，宪均主动请求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留学，期间受日本陆军省医务局长小泉亲彦嘱托，“帮助嘉悦三毅夫为日满两国出力报效”，归国后便主导伪满军队卫生防疫工作，而所谓防疫，实则是配合731部队在东北各地的细菌战准备。

宪均的罪行贯穿伪满统治全程。

他在伪满军政部医务课长任内，扩充卫生股、医事股，建立起覆盖东北的军事医疗网络，这套网络既为日军提供医疗保障，也为731部队收集地方疫情数据、传播细菌武器提供便利。更值得警惕的是，他积极参与分裂活动，1934年以留日学生俱乐部干事长名义，代表千余名东北留学生发电拥护溥仪称帝，还在日满学生讲习会上宣扬“满洲地理历史独立论”，为日本殖民统治和731部队的罪恶活动制造舆论基础。其供词中“我的病房成为政治活动地点”、“招募护军巩固溥仪安全”等表述，暴露了他作为伪满核心成员，为日伪同盟稳固、为731罪行扫清障碍的主动姿态。

具体统计了一下，作为731的共谋、帮凶，“满奸总管”，简单统计，爱新觉罗·宪均犯下的罪行就有这些——

1937年2月，以"冻伤治疗"名义将230名抗日志士移交731做低温实验，全部死亡。

1938年7月，在长春贫民区释放鼠疫杆菌，造成483人感染，死亡率90%。

1939年前，经其审批向731及100部队输送"马路大"(活体实验者)超过万人，几乎无人生还。

1941年5月，亲自参与将12名爱国志士关在密闭房间，放入感染病毒昆虫的实验，观察感染过程。

在长春散布携带病毒昆虫，导致480余人死亡，却无动于衷，认为这是为"复国大业"服务的必要代价。

1942年柳河疫情中故意延迟防疫，致3000余平民死亡，为731提供病理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这家伙最后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在沈阳被苏军逮捕，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获得特赦，最后在北京安享晚年。

这样的人都能放过，只想说，现在对满清的批判，并不都是情绪问题，它涉及到历史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