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莞日报

《新周刊》网站于2021年7月22日，发表了《苏东坡真的到过广东东莞 两件残石拓片再添实锤》一文，重点介绍了其作者在广州接连看到的两件清代所拓之苏东坡《广州东莞县资福寺罗汉阁记》残石拓片。笔者针对此文，先是写了《苏东坡涉及东莞诗文的初步梳理和编年系地考证》，指出此文所称东坡来东莞时间之错误，再写本文，就该拓片展开辨析：拓片字迹究竟是苏东坡本人的，还是清朝梁涛的？如果是苏东坡的，它是如何屡经损毁却有序传承下来的？如果是清朝梁涛的，岂能如收藏者边跋称之为“苏书罗汉阁记”？

拓片（一）

潘锡基收藏之《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拓片，水墨纸本立轴，高88厘米，横34厘米。鉴藏印：潘锡基印（白文方印）、足庐珍藏金石书画印（朱文方印）。如下图。

拓片（二）

杨翰收藏之《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拓片，水墨纸本镜片，高91厘米，横35厘米。题跋：坡公东莞县资福寺罗汉阁记残石。息柯所得。边跋：苏书罗汉阁记残石，在东莞，元符三年十月。鉴藏印：海琴所得金石（白文方印）、癸酉（朱文椭圆印）、增祥著录（白文方印）。如下图。

两拓片所拓的残石规格、文字内容大体一致，只是拓片（二）拓印的时间比拓片（一）要略早一些，故文字更清晰。

下面从四方面讨论所提问题：

01

从古人制碑过程来查考

古人制碑，通常先请一个名人创作一篇好诗文，另请一个篆体书法写得好的名人写一个篆额；再聘请一个书丹者，根据原文字数和碑石大小、形状，设计总体布局，以朱砂墨，模仿勾画出原篆额和原文稿字迹于黑色碑石面上，特殊情况下——比如书丹者的书法名气大于正文作者，或者原作者的手稿已经散佚不在等等——采用书丹者本人书法笔迹；最后由石刻匠人依样雕刻出篆额和碑文。完整的成品碑，一般在标题之后、正文之前注明撰文者、篆额者、书丹者，在正文之后注明刻字者、主事督修者、立碑时间。

如著名的《玄秘塔碑》，在《玄秘塔碑铭并序》这个标题之后，注明御史中丞裴休撰文、判院事柳公权书丹并篆额，接下来才是正文，末尾注明建碑时间在“会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镌刻者是刻玉册官邵建和、邵建初兄弟二人。

《玄秘塔碑》全图

再如，《麓山寺碑》，由唐代书法家李邕（675—747年）于开元十八年（730年）撰文并书丹、篆额，刻工“江夏黄仙鹤”传说为李邕化名。该碑因文辞、书法、刻工皆精，被誉为“三绝碑”。

再如东莞《却金亭碑记》，碑面设计得古雅美观，注明虞宗舜撰文、郑一统篆额、林应亮书丹、东莞知县蔡存微立，刘会重修、东莞知县李文奎督修。

揆诸史实，东坡在惠州为资福寺赐写了一赞一铭，元符三年十月十五日又在广州写了《罗汉阁记》，约20天后就离开广州北上渡岭，不可能在广州，更不可能到东莞，为资福寺立碑亲自书丹，资福寺只能找一个书丹高手模仿苏东坡手迹勾画在碑上，由刻石者雕刻而成。在当时的东莞甚至岭南，书法水平没有超过东坡的人，所以这个书丹者必定只能模仿东坡手迹。所以，资福寺最初的三通苏碑，应是东坡手迹。

02

从苏碑损毁重修历史来查考

没有认真研读《东莞县志》、了解寺和碑兴废过程、仅凭碑文拓片（一）和（二）来鉴定的人，可能认为就是宋刻传承下来的。

南汉大宝五年（962年）资福寺建成；宋元符三年（1100年）罗汉阁建成，东坡撰记相赠，资福寺始立苏碑三通。

崇宁二年（1103年）四月，宋徽宗下诏毁弃《东坡集》《东坡后集》印板，毁损天下所有东坡书撰的碑碣榜额。敕令传到东莞，官府砸毁寺中苏碑。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解除党禁，元祐党人碑从朝廷黑名单转变为红名单。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追复苏轼端明殿学士，尽还应得恩数，后又追赠太师。

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东莞知县许巨川捐俸倡议重修寺阁。南宋琼州军安抚都监谢图南撰《重修资福寺罗汉阁记》，记述此事（笔者按：崇祯《东莞县志》记载此文作于“淳熙丙午”，对应公元1186年，早于倡修之1239年，于理不合，疑此有误）。

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年)，资福寺毁于海寇。元大德三年（1299年）至大德四年（1300年）修复。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六月，罗汉阁为台风所毁。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又毁。

明正统十年（1445年）重建，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重建。

明天顺七年（1463年），东莞县令吴中重修。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寺僧募缘复建。

清道光四年（1824年），东莞县令观瑞重建，恢复明正统十年（1445年）的规模，并写下《重修资福古寺碑记》。

清咸丰五年（1855年），县令华廷杰捐俸倡修，又使资福寺住持能荫募修，竣工于咸丰九年（1859年）。自南汉大宝五年（962年）资福寺建成以后，历次重修、重建，都利用南汉原来栋梁木料，咸丰五年这一次重修，全部换用新木料。

资福寺屡毁屡修过程中，提及苏碑的史料有如下几则：

一则。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重阳，官员吴幵经过东莞游览资福寺，题写了《跋东坡罗汉阁碑》。由此推测在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尽还应得恩数”后，资福寺重立了三通苏碑，几年之后在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吴幵得见并跋。此时距离崇宁二年毁碑，不过30年，猜测重修应该用的是原碑之拓片，仍是东坡书迹。

二则。南宋官员方信孺（1177-1222年），在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曾通判肇庆府，后知韶州、道州。嘉定六年（1213年），提点广西刑狱，除转运判官。他的《南海百咏·资福寺罗汉阁》诗前小序云：“东莞资福寺，有五百罗汉阁，壮丽甲于南海。寺僧祖堂，往惠州谒东坡，求为阁记。东坡以犀带易佛舍利，并白璧予之，藏于阁上。祖堂归，立东坡像于阁旁，岁时祭祀。”

清代学者查慎行编注的《苏东坡诗集》也有注释“东莞县市中，僧祖堂始营此阁，规制巨丽，东坡为之记，且以犀带所易佛脑骨荐以白璧施之。见东坡塔铭并吴幵所跋记语，东坡亦有赞，今犹存壁间。”

此处“存壁间”，有两种可能，一是把碑石嵌于墙壁中以便更好保护它，二是把碑文刻于较薄的石板上、再贴石板于墙。此时距离绍兴二年（1132年）吴幵所记约80年，推测应是吴幵所见原碑。

三则。明崇祯《东莞县志》记载：“万历年间（1573-1619年，笔者注），建禅喜堂于寺后，而苏子瞻所撰记与铭皆勒于石，以存古迹。”此时距离方信孺所见，已经过去400年左右，难以推测重新勒石是依据原碑拓片，还是新写书法。

四则。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东莞县令李思沆命梁涛书苏轼《罗汉阁记》刻于石。

五则。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莞城进士邓蓉镜募捐建东坡阁于资福寺，并写《东坡阁记》云：“光绪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东坡阁落成，……自经始距葳事，凡两阅月，费白金千两有奇，皆得自募捐者，爰汇施主芳名镌于石，志高谊也；补书禅喜堂额悬于厅，复旧观也；特移《罗汉阁记》嵌于壁，重遗迹也。”（邓蓉镜《诵芬堂文存》）现在网上流传的拓片，就是收藏家杨翰于同治十二年（拓片上有鉴藏印“癸酉”，1873年）得到的源于东坡阁墙壁上的梁涛重书版残石。

总之，屡毁屡修，寺非原寺，碑非原碑。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梁涛重书，距离元符三年（1100年）竖立原碑已经过去了607年，距离明万历年间刻碑也已经过去了88年，梁涛是有历代相传的原拓片可依、继续模仿东坡手迹，还是没有依据、自由发挥？理论上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实际如何操作的，需要继续考证。

03

从东坡、梁涛书法作品与

碑拓笔迹对照来查考

世人公认，东坡书法的核心特征是：用墨丰腴饱满、结字扁平稳重（所谓“石压蛤蟆”）、笔画灵动舒展、用笔浑厚遒劲，整体呈现出既大气磅礴又自然天真的艺术风格。

梁涛（1625-？），东莞两头塘人，擅书，著有《引溪集》。其叔梁宪称：“经史吾家学，临池汝擅奇。……下笔若斧劈，疾书如电驰。纵横任神理，千古白猿知。”

而碑拓残片上的字形呈现瘦劲修长文雅，全无东坡用墨丰腴饱满、结字扁平稳重之特点，虽笔画灵动舒展似东坡，但“大、天、人”等字末笔“下笔若斧劈”，也明显不似东坡。

更为致命的问题是，对照东坡原文，“呼号神天，佛菩萨僧”一句，拓片中少了“号”字；“损益铢黍，了然觉知”一句，拓片中少了“益”字。推测其故，可能是书丹者和刻石工漏掉了这两个字，更可能是更改了原文字序，“呼号”刻成“号呼”，“损益”刻成“益损”。虽碑石已残，无可决断，但都属严重错误，进一步表明此次重新刻碑依据的不是原碑东坡笔迹拓片，而是梁涛的新书法。

04

从拓片收藏者角度来查考

拓片（一）收藏者潘锡基，是广东南海人，号足庐，以收藏名人书画、金石拓本闻名 。

拓片（二）有杨翰的题跋和两方印章，有陆增祥的一方鉴藏章，可证此件拓片曾经此二人鉴藏或寓目。

陆增祥（1816-1882年），太仓（今属江苏）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历任朝廷和地方多个官职。同治二年（1863年），出任湖南辰沅永靖道道员。光绪六年（1880年），因病辞归田园，潜心治学。他热衷古文字学，精于考证，与同榜进士俞樾交流切磋，编著出版多本金石文字专著。

杨翰（1812－1879年），字海琴，号息柯居士，直隶河间（今河北河间市）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京8年，以书画金石为乐。咸丰八年（1858年）起任永州知府七年，公务之暇，常登山临水，搜求金石书画，募资重修唐宋诸文人学士、名公世卿的旧迹，如愚溪、柳侯祠、元颜寺等。同治三年（1864年），继陆增祥之后任辰沅道员，因而双方有了交集；同治八年（1869年），重回北京，再寻金石旧梦；后因母亲病重回湖南，又任道员。不久，被人弹劾只喜山水文物，不理民情，同治十年（1871年）被免官，携家眷到祁阳浯溪定居，著有《扬州画苑录》《清画家诗史》《儒林琐记》《息柯杂著》等。书法融合颜真卿、何绍基风格，现存行书立轴于永州市美术馆。

杨翰为官清廉，削职为民后，一贫如洗，一家老小，靠他卖字画度日。曾游历四川成都、广西桂林、广东广州等地，收集变卖字画养家。拓片（二）中有一方鉴藏印“癸酉”（1873年），料想此件石碑拓片正是杨翰当年到广州游历之时所得。

由上可知，潘、陆、杨三人都是金石学、书法学专家，都擅长碑拓鉴定，都明知这张罗汉阁记拓片上的字迹不是东坡风格，但因收藏者杨翰“靠卖字画养家”，为了提高拓片身价，故意在“罗汉阁记残石”之前标上“苏书”二字，正是混淆视听、鱼目混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