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玄武门之变后 玄武门之变,是唐朝历史上的一大事件,标志着李世民从此成为了皇帝。这个事件不仅改变了唐朝的政局,也使得李世民的个人魅力和智慧开始吸引大量的关注,诸如贞观之治以及他和魏征的君臣故事,几乎让人们忽视了另一个关键人物——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在树立自己形象的同时,也悄悄地改变了历史的叙述方式,特别是通过美化自己、丑化李建成和李元吉,而对李渊采取了一种虚化的处理。 李世民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李渊在历史上看起来像是一个运气极好、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人,似乎一切都依赖于李世民的支持。甚至在描述太原起兵反隋的事件时,很多人也会认为李渊完全依赖李世民的帮助,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毕竟当时李世民仅19岁,既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显赫的功绩,他怎么可能在当时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呢? 李世民这种对李渊的虚化处理,使得人们普遍认为李渊只是一个幸运的国君,而他能够成为皇帝,完全是因为儿子李世民的帮助。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权,不过是从李渊手中夺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力而已。即便李世民虚化了李渊的形象,也不可能做到毫无痕迹。毕竟,在玄武门之变后,李渊仍然是名义上的皇帝,因此,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玄武门之变后,李渊虽然已经被控制,但他依旧发布了一道《大赦令》,宣布了官方对玄武门之变的解释。令文如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馀党与,一无所问。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仍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这个大赦令虽然很简短,但宣布了三件重要的事情:一、确定了谁是罪魁祸首;二、处理了佛教和道教的事务;三、宣告了谁才是实际的掌权者。看似简洁的内容,却让人疑惑,玄武门之变和佛门、道家有什么关系呢? 二、不出意料的两件事 先来看第一条和第三条,因为这两件事其实是互相关联的。第一条内容是: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馀党与,一无所问。这就是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是玄武门之变的罪魁祸首,而其他人则无关紧要。第三条内容则是: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这实际上意味着,李渊已经将政权交给了李世民,从此一切事务都由李世民决定。 这两条内容之所以紧密相扣,是因为正常情况下,第一条和第二条应该是紧密接连发布的。然而,为什么第二条(关于佛道教的处理)被隔开了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回顾一下《大赦令》的发布背景。据《旧唐书》记载,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亲手杀死了李建成,而尉迟恭则杀死了李元吉。然而,李世民的部下仍然决定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支持者进行清算。但尉迟恭不同意,他急忙找到李世民,表示既然已经杀掉了罪魁祸首,就不应该继续扩大清算,避免滥杀无辜。李世民赞同了尉迟恭的观点,并决定去找李渊商量。 李世民的考量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无辜者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如果继续进行清算,唐朝的局势将会变得动荡不安。这种动荡可能暴露李世民杀害兄弟、囚禁父亲的事情,且有可能被野心家所利用,最终给强敌突厥可乘之机。因此,李世民决定采取更稳妥的方式,他去找李渊,出台了《大赦令》。这个令状实际上是李世民与李渊之间的博弈结果——虽然李渊已经被控制,但他仍然掌握着作为皇帝的权力,李世民要做什么,必须经过他同意。 了解了李渊的权力后,我们也能明白《大赦令》中的三项内容及其顺序是经过李世民与李渊商讨的。这其中,第一条和第三条毫无悬念地确定了责任和交权,而第二条则插入了关于佛道教的内容,这反映出李世民与李渊之间最终博弈的结果。 三、莫名其妙的第二件事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记载和尚、道士曾参与玄武门之变,因此,佛门和道家并不存在站错队或出力受益的情况。那么,为什么李渊要在《大赦令》中专门提到佛教和道家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看李渊与李世民对佛教和道教的态度。李渊曾明确表示,李唐的祖先是老子,而老子是道家的祖师之一。因此,他对道教持支持态度。同时,李渊也曾下令整顿佛教,要求只保留长安的四座寺庙和洛阳的两座,其余的都必须拆除,相关的僧尼也要还俗,投入生产。这一举措并不是因为李渊反对佛教,而是因为当时佛教的资源占用了大量的铜,导致唐朝的财政困难,甚至连铸造铜钱的材料都要用佛像。 从这些历史背景来看,李渊发布的《大赦令》实际上是对李世民的一种妥协。李渊在令中提到佛教和道教仍旧的内容,意味着他撤销了之前对佛教、道教的限制,这实际上是为了争取佛门和道家的支持。李世民是一位支持佛教的人,借此机会,他获得了佛教和道教信徒的大力支持,这个群体的规模相当庞大。 此外,插入关于佛教、道教的这部分内容,意味着李渊的时代已经过去,李世民的时代即将到来。尽管这条内容看起来似乎有些突兀,但它的实际作用是巨大的,表明李渊已经完全妥协,虽然这个妥协是以李渊的面子受损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