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1949年以后，竺可桢迁居北京，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他在日记中详尽地记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从买水果到添置大件耐用消费品，几乎无一遗漏。通过解读他的日记，可以使我们对高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前二十五年的生活处境有更为细致的认识。

收入与支出

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全国人大常委，竺可桢自然享有极高的工资和医疗待遇。竺可桢在1950年初的工资为1300斤小米，后来很快调整为1800斤小米，另外尚有一些补助收入。

同一年，在中科院系统，局长的工资定为1100－1400斤小米，编审的工资为800－1300斤小米，科员的收入则只有240－400斤。

1950年初的时候，北京的物价波动还相当大，因此以小米的折实价格来发放工资。从竺可桢的记录来看，1949年12月上旬的小米价为753元一斤（旧人民币），下半月即涨为814元，50年2月升到1035元，3月继续涨为1556元，之后开始下滑，4月下旬调整为每斤1094元，通货膨胀问题逐步得到控制。

1949年下半年，由于物价飞涨和财政困难，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陈云提出了发行折实公债以回笼货币的想法。几经讨论，政务院于1949年12月通过《一九五○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第一期发行1亿分公债，五年偿还，年息五厘。其中每一“分”公债，代表“上海、天津、西安、汉口、广州、重庆6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6市斤、面粉1．5市斤、 白细布4市尺、煤炭16市斤的批发价格的总和计算”，按竺可桢的估算，这一“分”相当于1937年的1元。

1950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召开大会，推销折实公债。竺可桢于会上表示，此次发行公债与国民党时代不同，“(1)不硬派，由各人自愿，(2)折实还本，并无有物价高涨贬值之虞。(3)不能抵押卖买，如过去银行投机行为。并引马寅初‘公债为公责，人人应有之义务’”。

会议当天，竺可桢自己购买了折实公债5分，每分的价格为14055元，数量相对其他人而言较少，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他手上没有多少积蓄。隔了几天，竺可桢收到文教委员会送来的委员会费76.8万元（1000斤小米），他又用其中一部分购买了25分公债。

1955年之后，竺可桢一直领着5级工资，再加上作为学部委员的100元津贴，每月薪水达400余元（1955年之后为新人民币，与旧人民币之比为1∶10000）。

他的工资当然也仍然随着时间而有变动。在1971年的日记本末尾，他记录道：“从〔 〕月起又发我全薪，扣房租9.31、家具2.97外实发339.89。另扣党费7.00。我将薪水1/3另贮存，这样每月尚有220元左右。”

在1972年的日记本末尾，竺可桢又记载了当年6月的工资，“1972年6月份我的原薪352.25元，扣房租9.39元，家具2.97元，党费7.00,实得332.89。”

这里所说的贮存1/3薪水，并非指私人储蓄，而是他从1968年8月起，与另一位副院长吴有训主动减薪三分之一退回给院里，两年多累计达6000多元。这自然是为了响应当时“废除高薪制”的政治氛围，但中科院不同意这样的举动，后来继续发以全薪。1971年起，竺可桢领到薪水后便先存起三分之一，待将来一次性上缴。

在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的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到400元，相当于竺可桢一个月的工资。再比较竺的家人，二女儿竺宁在南京任技术人员，月薪50多，她的丈夫当时是南京市轻工业局负责人，工资为130元。如与同时代的学人相比，梁漱溟作为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工资在260元左右。几方对照，便可大致了解他的薪资之高。

不过比起30年代来，竺可桢的实质收入是不升反降的。1955年3月23日，他记录了中科院人事处所发的一个关于比较不同时期研究员工资的文件：

竺可桢在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的工资即达600余元，而他在中科院同样领着最高一级的薪水。从这份表格中可见，如以面粉为基准价格计算购买力，竺可桢在1955年的收入尚不到1937年时的四分之一。即便按折算后的人民币计算，他的工资也只略高于1936年的一半。

工资之外，竺可桢还有稿费可领。他在1949年以后发表的文章不多，留下的稿费记录也有限。1949年11月9日，《科学大众》向竺可桢支付稿费2.5万元，因他于10月在该刊上发表了《说台风》一文。

1950年2月23日，竺可桢从《人民日报》收得稿费3.2万元，所付的应该是他2月16日发表的《对于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感想》。该文只有寥寥几行，尚不足500字。

1950年7月，竺可桢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考察东北以后的展望》一文，约1000余字，后得稿费3.7万元。1952年初，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一文，获得稿费80万元，为他“意料所不及之大”。

竺可桢所得的最为慷慨的一份稿费，来自于他在1951年访问民主德国期间，为《每日评论》（TäglicheRundschau）所写的“The Achievement in New China”一文。《竺可桢全集》未收该文，从题目和时间看，主要内容大概就是基于他在1950年所写的“Science in New China”。

竺于6月22日交稿，25日即收到400马克润资。竺可桢借此在东柏林大肆采购了一番：为幼女竺松置两件夏装，一件羊毛衫，为妻子也买了一件夏装，共计306马克。

在支出方面，竺家除了基本的生活费用如房租、水电、食物，以及购书、看病所需之外，其他开销并不多，经年累月，家中存有一笔可观的储蓄。

在1950年代末的困难时期，竺可桢一家的待遇虽然也有所降低，但尚可应付一般生活。1959年11月，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道：

粮食我们一家每人28斤，但我和允敏吃〈到〉〔得〕少，可自报减至27斤和24斤，足够，供应普通一半细粮，各月情形不同。油每人月八两〔16两为1斤〕,我照顾加五两，并可另购一斤半(价三倍)。花生油价六角，买1.80。糖每月半斤白、半斤红。肉每人一月四两，即年三斤，月作二次买。但从八月起，科学院优待高级研究人员，月再给肉三至四斤半，分三次。此外月有蛋20枚、鸡一只。

今年物价稳定，机米一角多，小站米二角，猪肉九角，鸡蛋九角一斤，黑市每个一角五，花生油6.0角，白糖七角一斤，布每人一丈六尺。

竺可桢所说的每人28斤粮，半斤油等供应，是当时北京市民的基本待遇，但另外的每月三四斤肉，则确实是中国科学院的“优待”，因为北京其他高校的教授似乎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好处。

尽管身居高位，竺家的供给在今天看来也只能说很一般，尤其到了“文革”时期，干部待遇一律取消，他也不得不关心起柴米油盐来。1970年1月23日，竺可桢得知女儿让同学寄20斤大米到北京，很不高兴，认为“这是一定要受人批评，而我们也是应批评自己。能够吃到细粮已经不易，而为什么要吃好的米呢?”

如想在菜市场买到家禽，难度就更大了。1973年1月19日，竺的女婿黄峰凌晨5点便去东单市场购鸡，但当天根本无鸡可售。隔了一天，黄峰又一大早到东单市场，这次幸运地买到了一只杀好的母鸡，据说是因为那天有外宾来参观市场。

在当时，就连一些极简单的小商品也不容易获得。1972年初，竺可桢的女儿竺宁在湖南买不到衣扣，向家里求助，母亲陈汲托童第周的妻子叶毓芬购买，但一时买不到。叶毓芬便将自己大衣上的扣子先剪下来，由童第周交给竺可桢。竺可桢觉得不好意思而要归还，童却坚持不收。

当然比之其他同事来，竺家的生活条件还是要好上很多。他的老友杨钟健在1966年之后受到冲击，工资停发，只有少量生活费（夫妻两人32元每月），入不敷出。据杨后来所忆，竺可桢的夫人陈汲暗中支援他家，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

竺可桢是不喜应酬之人，晚年更是如此。公务活动或重大节日时，他亦会小酌几杯，但往往稍饮即醉，酒量相当一般。他并不嗜烟，1949年8月3日在哈尔滨考察时有购烟（17000元）的记载，1950年的收支表中，1月12日又记有购前门香烟两包（3600元），但仅此几例，可能是为出席活动或朋友而准备。

除了读书和运动之外，竺可桢没有什么特别的休闲爱好。1963年8月，竺可桢一家赴青岛休假，期间他与冯德培（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夫妇等人一起打了几次麻将，又与子女等一起打桥牌，在他而言是少见的休闲时光。8月8日，竺可桢记录道，“晚打麻将四圈，我未能获胜一次，所以输了二个底”，似乎近于初学水平。

除了公务宴会之外，罕有他主动出面请客的记录，亦很少约上亲朋好友出去下馆子，与顾颉刚、宋云彬这类文人学者大不相同。晚年的一个例外是，1972年6月，竺可桢的亲家黄廷桢夫妇到北京旅游，他出面在和平宾馆请客一聚，菜单上包括了海参、鲥鱼和大虾等。事后他赞扬道，“招待得很好”，一席共花费34.6元。

1969年以后，竺可桢有几次长住医院的记录，治疗费由公家报销，但个人仍需支付膳食费。1973年2月5日至3月7日，他住院一个月，每天的费用为半斤粮票加两元膳费。他最长的一次住院记录是1973年10月2日至74年1月17日，共计107天，按上一次住院的标准计算，大概要花200多元钱。这对他家来说，尚不算太重的负担。

衣食住行

在居住方面，1949年11月29日，竺可桢搬到北月牙胡同三号（原北平研究院总办公厅），与陶孟和、涂长望两家同住。他住在西院小屋，涂家住西院偏厢，陶家则住东院南房。此后直到他过世，竺可桢一家都居于此处。

竺可桢搬入后，院子仍陆续有人家住进来。1949年底，中科院编译局局长杨钟健到北京，住于该院的北院。算下来，这里已经住有五六户人家了。因嫌院子太挤，涂长望于1950年2月搬至景山东街三眼井（横栅栏）二号。到1960年代中期，该院还住有郭佩珊（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尹赞勋（中科院地学部主任）、郁文（中科院副秘书长）各家。

北月牙胡同位于今东城区景山街道，处景山公园以北，往西数百米便是北海公园，离中国科学院院部办公所在地（文津街三号）也不远。顾名思义，该胡同即呈月牙型，与慈慧胡同、安乐堂胡同等相连，附近还有南月牙胡同、帘子库胡同、东吉祥胡同等，后来院子的大门开到了地安门东大街处，门牌号也相应调整为地安门东大街84号。

竺可桢常常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地，全程不过20余分钟。据竺所言，当时该套院子乃中科院向房主租得，租金每月1400斤小米。后来此屋归中科院所有，竺可桢也一直向中科院缴交房租，一开始为每月168斤小米，在工资中直接扣除，后来稳定为每月9元多，另付家具费每月近3元。

1966年8月，竺家响应“废除奢侈品”的号召，将一部分家具上交给中科院办公厅，计有地毯两张，沙发五张，以及石涛弟子程鸣在雍正五年所画的斗鸡图等。

竺可桢所租的房子大概有八九间，室内面积在80平方左右，在当时来说是相当不错的。（竺可桢全集》18，561）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出资，对该院进行大修。此事后来在“三反”运动中还受到了批评，认为是铺张浪费之举。

1967年10月，竺可桢根据中科院办公人员的要求退掉了几间房，房租也相应减为4.15元。（《竺可桢全集》18，701）腾退之后，大院陆续搬入了十几户人家，居住环境自然差了许多。

日常穿着方面，竺可桢在学术会议上以着西装为主，1949年以前也穿传统中装。1936年5月，作为新任浙大校长，为了参加学校的纪念周活动，他专门去杭州保佑坊元泰绸布庄，订了夹袍和马褂（两件共19元余）。

赴外参加活动或季节变化时，竺可桢会订做相应的衣服。1951年4月，竺可桢要赴苏联及民主德国访问，当月他即去裁缝店订制大衣、西装和制服。

1959年7月8日，竺可桢至八面槽（今王府井大街旁）的凡尔登服装店订做了一件派立许（即派立司）面料的夏装，价格84元。1964年12月7日，竺可桢又至王府井的雷蒙成衣铺做大衣。雷蒙是1950年代从上海迁至北京的红帮服装店之一，其裁缝也大多是宁波人。

1949年之后，竺可桢出席正式活动时常穿中山装，但涉外时有时仍旧西装革履。1966年9月16日，因为要赴罗马尼亚参加罗马尼亚科学院成立100周年大会，他去王府井98号北京市友谊公司定做了华达呢面料的深蓝色冬季制服一套，共131.46元，还买了一个小皮箱（36元）。据竺可桢在日记中所做的注，当时中科院规定出国可以给110元的衣装费，此外衣服一套，如院出钱则衣服归院。另外他又买了衬衫一件，内衣一套，以及手套、手巾、袜子等，共36.66元。这是竺可桢最后一次出国，虽然当时“文革”已经爆发，红卫兵对路上穿西装皮鞋者也要进行干涉，但他仍然相当重视此次出行，在置装上费了一番心思。

在当时而言，出席外事活动着何种服装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也需请示外交部门。从合影照片看，竺可桢访问罗马尼亚期间穿的是中山装，但这显然并非他订做的那一件。

纵观竺可桢的日记，他对自己一家的生活采购记录甚少，这主要是因为1949年以前，此类事务多由家人或佣人来处理，所以并不清楚平时他在家的具体饮食习惯。

1949年之后，世风大变，竺可桢家不再有佣人，但以他的行政等级，配备了警卫和司机，还有秘书帮助处理日常事务，生活比起民国时期来可以说更为舒适。

1966年以后，此等“老爷”之风一律摈除。竺可桢虽然年迈老衰，也不得不出门买些生活用品。挤公交车对他这般身体状况的人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

1967年12月23日，竺可桢乘三路公交车至王府井，在工农兵物品店（即义利面包店）吃了一杯酸牛奶，买了面包，再坐公交车回家。

“义利”的前身是上海义利食品有限公司，1950年冬迁至北京，后隶属于国有轻工业局。鼎盛时期，义利在北京的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从竺可桢的日记中可看到，他晚年常去王府井的义利买面包，有时路经义利还会买杯冰激凌尝尝。

1968年8月24日，他坐公交车去面包铺买了三个白面包，又买了些香果、海棠。白面包三个价格为0.75元再加一斤半粮票。

12月2日下午，他去地安门买水果。“近来柿子见绝迹，梨也多过时，只有苹果和橘子。有越南橘子，外貌不佳，色淡黄，据说不酸。另有一种黑枣，小如罗汉豆，外皮似南方黑枣，但内核有时多至五六粒，大多一二粒，也有无核的，味类柿子。”

由于夫妻两人均已老迈，出门也会遇到困难。1969年8月9日早上，竺可桢至东华门外文书店唱片门市部购唱片，恰逢大雨，街上水深，令他鞋袜尽湿，费了一番力气，总算走到东华门三路〔车〕汽车站，回到家已经10点40分。妻子陈汲则是去崇文门买面包，同样遇阻，11点以后才回家。

竺可桢住进北月牙胡同三号以后，伙食由院里解决，费用一开始为每天5斤小米。1966年之后，这类待遇也告取消，竺可桢的日记中开始有了购物和买菜的相应记录。

从竺可桢有限的购物和饮食记载看，他们家的早餐兼容中西，有时是面包加芝麻酱，但也包括中式的粥或稀饭，偶尔也有喝咖啡的记录。如1971年2月11日，他一早起床，“漱洗后饮了一杯牛奶，两片面包，半碗稀饭，又睡。”1971年2月21日则是“早餐只吃稀饭和两块小面包，到十点饮一杯牛奶”。

居家晚餐方面，竺可桢留下的记录更少，据他身边勤务兵的回忆，似乎以素食为主。1971年8月14日，竺可桢的侄孙竺乃飞等到竺家晚餐，他们事先没有准备，幸而上午去北京医院时，“出来在朝阳门市场一转，买了一条胖头鱼，饭菜可以勉强应付。不过天气如此热，允敏（即妻子陈汲）一人忙厨房真是够苦的”。这样看来，竺家在饮食方面基本还是家常简餐。

1971年2月，竺可桢与其妻商量，准备雇用一位保姆。他希望家中有人拖地板、扫地、送信，买水果、面包，当时这一切多由陈汲负责，对65岁的老年人来说实在辛苦。依竺的想法，如保姆每天来一两个小时或半天，每月出30元即可。但陈汲坚决不同意，此事遂加搁置。

1972年4月，竺家终于请了一位仇姓女保姆（镇江人），帮忙打扫做饭。夫妇两人的生活状态有所改善。

赴欧美期间的大采购

与其他学者相比，竺可桢在物质生活方面并不算讲究，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爱好。对此稍作展开，似有助于读者更为立体地了解竺可桢乃至同时代学人的生活处境。

工作之余，竺可桢颇爱照相，虽然谈不上专业，但出去旅游或公差时总是会拍上一些。1946年11月，他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之后转道瑞士，后至英国，再坐轮船赴美访问，第二年6月才回到上海。这一次欧美之行，是他从哈佛毕业回国之后，出境时间最长的一次。

期间竺可桢在日内瓦购置了不少东西，其中一件便是以2050瑞士法郎购得的康泰时（Contax）Ⅲ型相机。

这款全新的相机，还没回到国内，便被竺可桢在美国转手卖掉。这是因为他计划在美国购一台冰箱，担心手上的钱不够，另一方面，“亦以在中国已有Volklander尚可应付，且Contax所照系35mm，嫌小”。（《竺可桢全集》10，410）日记中所写的Volklander，应为福伦达（Voigtländer）之误，为当时德国知名的相机品牌。

后来竺可桢又有了一台康泰时相机。1954年4月16日晚，竺可桢阅读该相机的说明，因为他始终拍不好照片，觉得还不如以前用的“Kodak 3.5”。这里他所指的是1947年在美国以75美元所购得的Kodak 3.5镜头。

1954年9月，竺可桢随同陈毅副总理等赴德参加民主德国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期间获赠康泰时D型相机一架。这是当时极为先进的一款单反相机，价值在2000马克以上，竺可桢亦觉礼物实在太重，“但又不好回绝”。第二年1月10日，他将这台相机寄给了儿子。

竺可桢1946年在瑞士期间，还以445瑞士法郎购买了一块浪琴手表。后来他一直戴这块手表，一用就是二十多年。他那次在瑞士表店共买了四块手表和一个闹钟，其中一块女表（450瑞士法郎），一块小孩用的镀金表（55瑞士法郎），显然是送妻女的。

到1970年，此表尚可使用，“每天快一分钟，惟面上数目字小半已看不清。”当年6月28日，竺可桢终于换了一块新表，以322元购置了瑞士西马（Cyma）牌的“海军之星”（Navy Star）。

竺可桢对西马手表的印象很好，因为在戴那块浪琴表之前，他长年使用的便是于1926年左右购入的另一块西马手表。算起来，那块西马表也用了近20年，入手价为14元。（《竺可桢全集》8，382）

1946到1947年那次远游欧美，竺可桢不仅到瑞士买了相机和手表，还在美国添置了不少大件，是他平生最为挥霍的一次采购，最主要的便是为女儿竺梅买钢琴。

竺梅就读于重庆国立音乐院时，主修课目便为钢琴，父亲自然想为她买一架作为礼物。（《竺可桢全集》8，310）

1947年4月21日，竺可桢先至波士顿购买了一台通用电气所制的电冰箱，价格179.75美元。隔了一天，他又与赵元任夫妇一起至Boylston街162号的M.Steinert&Sons钢琴店。该店为美国最老牌的斯坦威钢琴专卖店，至今尚存，不过竺可桢嫌斯坦威太贵（1150美元），而选了一架Everett 20钢琴，价格为680美元。

26日，竺可桢得知当月30日有总统邮轮公司的Willis Vickery邮轮将开往上海，便约定将所有东西装箱送船。28日，他再至华盛顿街，买下短波收音机（179.5元）和电影放映机（450元），这些应该都是为学校所代购的设备。

29日，竺可桢又赶至Jordan Marshall商场，买了一台真空吸尘器（64元），并为儿子竺安购了一辆自行车（52.5元）。他称“自此后所缺者只Singer Sewing Machine胜家缝纫机，不拟再购东西矣。”

第二天，竺可桢即将此行所购的书五箱，冰箱、钢琴、收音机及电影放映机各一箱，共计重一吨，交付Willis Vickery邮轮，运往上海。

九箱货物6月18日便抵沪，然海关刁难数月，经时任浙江大学总务长谢家玉上下奔走，才于9月获得入关准许证，10月27日送抵杭州。

第二天开箱之后，竺可桢发现“钢琴因装箱不好致破坏甚形严重，因钢琴未加锁致盖落下伤及内部，有一黑键已跌下”，只能暂时放到会客室中闲置。

过了三个月，上海中央钢琴制厂厂长兼工程师王定安专程来杭修理钢琴。据王所言，“此琴在上海值一亿五千万元，因中国自制之琴也要一亿元左右云”。

琴虽修好，但竺梅早已与丈夫远赴北方。48年1月20日，竺可桢即请浙江大学的李树化副教授来看琴。

李树化青年时期就学于里昂中法大学及里昂音乐院，回国后长期任教于杭州国立艺术院，并担任音乐系的负责人，其间创作了多首钢琴曲，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代作曲家”。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赴浙江大学担任法文与音乐副教授，还曾担任浙大合唱团的导师。1956年，在获得中、法两国政府的同意后，李树化携全家赴法国定居。

当天，李树化在试弹此琴后觉得声音不甚佳，“因声调尚未调正也”。他随后即教竺的另一个女儿竺松以弹琴之法，为她开了启蒙课。之后一段时间，李树化常到竺可桢家中为竺松和竺宁教授弹钢琴。不过两人对钢琴的兴趣都不是很大，学习亦无疾而终。

竺可桢到中国科学院任职之后，这架钢琴也跟着运到了北京，然家中无人弹琴，长年处于摆设状态。到了1967年10月，因竺家要将房子腾出一部分还给中国科学院，无处摆放此琴，竺便将它捐给了科学院下属的芳嘉园幼儿园。

购置耐用消费品

晚年，竺家还添置了几件大家电，首先是冰箱。71年7月28日，竺可桢之妻陈汲去北京百货大楼买了一台小号冰箱，价格575元，乃北京医疗器材厂所生产的F70号冰箱。以前竺家在北京所用的一直是“土冰箱”，依赖人工放入冰块。

据老北京人的回忆，当年北京使用的“土冰箱”为外皮木制、内铺铅皮，形状像现在的保险柜，里分两层，上层为冷藏食物用，下层则有冰槽，用来放入购来的冰块。

以往，北京的冰窖会专门送冰上门，尚算方便。到60年代后期，冰窖停止了服务，要各家自己去取冰，这对竺可桢夫妇来说就相当困难了。

在竺家，冰箱已经是极为必要的用品，据竺可桢言，“实际北京夏天为家用小菜尚有冰箱需要，多病的人更需要冰箱，因为若干药物不宜在高温中。而今天房间温度终日在30°—28°”。故尽管在当时的氛围下，买这样一台价高而“洋气”的家电可能会受人指摘，竺可桢还是决定下单购入。

那时的冰箱极为耗电。当年9月4日，竺可桢记录道，以前夏天他们家每月用电不过十多度，付一元七八角钱（一度电的价格16分），买冰箱之后，8月一个月用电即50多度。换算下来，这样一台小冰箱，每天需要耗费一度多电。

1973年初，竺可桢又决定买一台电视机，因其女儿竺松一家也回到了北京，全家人可以借此共聚。4月16日，竺的秘书沈文雄告诉他，中国准备向日本购一批彩色电视机，每台1300元，科学院分到四台，竺可桢同意登记购买。

中国之所以在当时外汇紧张的情况下专门进口彩电，是因为五月一日劳动节期间，中央电视台要以实验形式播出彩色电视节目。这批电视机共900台，分拨到各个部门，据陈汲所述，只有外交部和中国科学院分到了四台，其他单位都只有一二台。（《竺可桢全集》21，382）

4月23日，在住院一月之后，竺可桢回到了家中，心情大好。令他更加开心的是，新买的彩电也已经装好。当天晚上7点，全家便一起围看了电视。

此后，竺可桢常会在晚上看些新闻节目，但时间不长。6月7日，竺可桢观看了毛主席接见越南代表团黎笋、范文同的新闻。7月20日，他听闻晚上7点有毛主席接见杨振宁的镜头，但打开电视机的时候已经7点20分，只能“希望明日有彩色电影的镜头可能看到”。

1973年7月，竺可桢又以2600元的价格买了一台空调。经过几天时间的调试，8月1日，机器终于装好。晚上他打开空调，“在开始试验时，头十分钟室温从30°降至29°，一度之差，再过二十分钟没有多大变动，而室内空气流动很明显，而且声音大，对耳聋的像我也可听见，所以晚上是不开着的，只可以到临睡时开半小时。”

这台空调的质量如此一般，价格在当时却可算天文数字。竺家有历年积蓄两万元，即便如此，对生性节俭的他来说，这也不是一件小事。竺可桢下决心买下空调，主要还是因为身体过于孱弱，已经无法忍受北京夏季的高温了。

王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