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课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六期）

杨祥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杨祥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青年学者，兼任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口述史学与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著有《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与《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等专著；主编《多学科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与《口述史研究》（共4辑）等；并在《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4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另外，完成和正在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曾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等多项科研奖励。

授课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六期）

声音的力量：口述史的社会价值

作为一种独特的史料类型、记录手段、研究方法与传播方式，口述史以“声音”为载体捕捉个体记忆与集体经验，在当代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中展现出多维度的重要价值。基于对口述史学科的深刻理解和对时代实践需求的准确把握，本次讲座将从资政启智、立德树人、精神动力、文化传承四个维度系统阐释口述史的社会价值。在资政启智层面，口述史以提供决策参考与治理智慧为旨归；在立德树人层面，口述史以激活思政教育的育人功能为使命；在精神动力层面，口述史以汇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为己任；在文化传承层面，口述史以赓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为担当。这四个维度既高度契合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又充分彰显口述史学科的独特优势，标志着口述史从单纯的学术研究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实践，在服务国家治理、涵育时代新人、赓续精神血脉、传承文化基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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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与红色档案的挖掘和利用

作者：杨祥银、杜明泉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

内容提要：红色档案蕴含着党的初心与使命，是一种宝贵的红色资源。口述史是以具体鲜活的人为核心、旨在保存和解释人们多样经历与情感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通过口述史的方法与路径对红色档案进行挖掘与利用，有助于拓展红色档案事业存史资政育人的广度与深度。首先，口述史从普通个体的视角出发补充史实细节，折射历史变迁，为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素材，从而实现红色档案内容来源的创新。其次，红色口述档案事业服务于国家治理实践，它通过勾勒时代变迁图景、总结历史经验，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由此助力红色档案利用目的的创新。最后，以口述史深耕红色档案开发，有助于从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三方面赋能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主的“大思政课”建设，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进而推动红色档案实践方式创新。

关键词口述史 红色档案 存史 资政 育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开馆之际作出重要批示：“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希望你们以此为新起点，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贯彻实施好新修订的档案法，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展，特别是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把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记录好、留存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①《国家档案局印发〈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批示》，《中国档案报》2021年7月29日，第1版。作为一种重要的红色资源，红色档案记录着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集体记忆与时代经验。对红色档案资源进行妥善保管、深入挖掘与充分利用，有利于服务社会发展需要，满足公众文化需求。近年来，红色档案的保护与开发受到广泛重视。2023年2月召开的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提出，要加大红色档案资源抢救、征集和保护力度，用好用活红色档案资源，让红色档案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陆国强，2023）

目前社会各界对红色档案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主要是对其所涉内容和时期存在不同看法。《上海市红色档案资源管理办法》对红色档案的内涵作了较为明确和全面的界定：红色档案是指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档案。①《上海市档案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红色档案资源管理办法〉的通知》相应地，红色口述档案则是指通过口述史方法采集、整理与开发的红色档案。

作为一种兼具学术研究意义、社会行动议程与公共历史价值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口述史以活生生的“人”为核心，旨在收集、保存、解释和利用个人、团体与社区在过去事件中的多样经历、记忆、观点与情感。其主要方法是借助录音或录影技术，由访谈者对那些对特定事件、人物、地点、现象或主题有亲身经历或记忆的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除收集保存历史信息与文化传统外，口述史的主要价值是通过融入亲历者的视角，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过去。口述史具备鲜明的跨学科属性，能够以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加立体的方式发挥红色档案事业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并实现红色档案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现有研究对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保护、利用与推广的具体案例已有所关注，所涉主题包括百色起义红色歌谣、闽浙赣苏区红色文化、“东江纵队与中山大学”口述史项目，以及辽宁省档案馆红色口述档案、《光荣在党五十年》系列档案、新四军一师绍河庄庙榴弹厂红色档案等。部分研究还综合论述了红色口述档案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价值、采集与整理流程以及基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口述红色档案开发利用路径。不过，当前学界有关口述史路径下红色档案开发与利用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在整合相关具体案例的基础上，从存史、资政、育人三个维度探讨口述史方法对于红色档案内容来源、利用目的以及实践方式的创新价值，以期对红色资源的深入挖掘与利用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

一、以档存史：口述史与红色档案内容来源创新

红色档案留存历史，启迪未来，以文字、图表、声像等多种形式承载着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重要历史记忆。将口述史的方法运用于红色档案的采集与研究，有利于通过生动鲜活的史实细节与个体情感，从多元角度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同时通过诠释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深化红色精神谱系的内涵，由此实现红色档案内容来源的创新。

（一） 补充历史细节，提供史料支撑

口述史兴起与发展的源动力在于通过口述访谈采集珍贵的历史资料，以填补现存文献记录的空白，因此口述史本身具备较高的档案功能与史料价值。金大陆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将口述史定位为“史料”，认为档案记录无法涵盖史实的全部，时常语焉不详或付诸阙如，而口述史料侧重现场细节、氛围与质感，记录了许多零散却生动的情景，从而弥补了档案中的粗略或空缺。（金大陆，2023）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有诸多重大事件或决策、重要会议或人物未能留下文字记录，或因其争议性、敏感性和涉密性无法及时公开档案资料。对亲历者及知情者进行口述史采集，则能充实历史细节，丰富历史人物形象，生动再现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其他文献、实物以及多位当事人提供的信息相互佐证，研究者得以鉴别考证文献记载真伪，完整真实地还原历史背景，从而扩大史源，弥补档案资料记载的缺失。例如，20世纪60至70年代，因处于特殊历史时期，“三线建设”所涉项目多为涉密项目，留下的文字档案资料较为稀少或尚未解密。而“三线建设”口述史可以解决文献档案记载的盲点，以“三线建设”亲历者的个体记忆重返历史现场，在理解其日常生活、政治动员、身份认同以及行动策略的同时，分析“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现代性发展过程中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①关于“三线建设”口述史对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现代性发展特征的价值 参见董方杰、周海燕：《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以口述史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5期。“三线建设”口述史部分代表性成果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著：《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邓国超主编：《好人好马上三线——贵州三线记忆口述实录》，孔学堂书局2019年版；胡洁：《社会认同：多维呈现与社会建构——基于贵州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史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Xu,Youwei&Wang,Y.Yvon(eds.),Everyday Lives in China's Cold War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Voices from the Shanghai Small Third Front,1964-1988,Cham:Palgrave Macmillan,2022；周海燕、吴晓萍主编：《战备时期的工业建设：三线建设口述实录（1964—1980）》，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作为在国内外学界颇受关注的口述史项目和领域，战争口述史通过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等重大战争的退伍军人，记录其前线战斗经历、日常生活细节、战友情谊及其对战争的感受等内容。相较于档案文献，战争口述史收集了普通士兵训练、饮食、医疗、娱乐、与平民相处等琐碎生活场景以及诸多难以文字化的细腻体验，提供了更为平衡多元的历史视野，甚至有可能挑战既有历史叙述，“帮助我们跳脱刻板印象”。（Hutching，2011）在我国，作为国家建设发展的亲历者，参战老兵通过述说战斗细节，为红色历史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支撑。为深入挖掘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等老战士的参战细节，多地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对老兵和老干部进行口述档案采集，以多元视角呈现其充满着朴素英雄情怀的战时经历，透视战争为个人与民族带来的深刻影响。这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强调个人体验、情感与观点的重要性，可以让红色档案“活起来”，为战争史、军事史研究提供更为丰富全面的素材。

（二） 透过个体视角，管窥历史变迁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自下而上看历史”史观的影响下，口述史呈现出显著的“新社会史转向”，注重挖掘和拯救边缘与弱势群体“隐藏 的历史”，深刻揭示出人们记忆与经历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动态性。近年来口述史或口述记忆研究越发重视将普通人的愿望、情感、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作为研究主题，观察“冷冰冰的制度和结构以外的人性”，同时“发掘出许多以往被忽略的侧面”。（定宜庄，2017）这种研究路径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侧重政治活动和上层人物、较多采用“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朱佳木，2005）

在“自下而上”进行口述史实践的过程中，“情感”越发被视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范畴。情感不仅具有个体性，还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口述访谈的过程充满了情绪情感的表达与交流，而通过解读口述者复杂多元的情感体验来审视集体记忆的生成过程以及个人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是当代口述史“情感转向”的重要议题。（王东美，2022）尽管口述史面临着真实性与可信度的争议，但其独特价值在于探索特定时空下社会动员、社会控制等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行动、认知、价值判断与情感表达，由此理解“个体经验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甚至在某些时刻“颠覆‘大写的历史’”。（周海燕，2021）

基于此，在口述史视野下对红色档案进行挖掘与利用，能够将具体的人作为历史主体纳入“四史”记载与研究的视野，为研究普通个体和群体的生命历程提供一种细腻的微观视角，为主流历史叙述引入新的研究焦点和研究领域。这种研究路径有助于见微知著，从个人日常生活史、生命史与情感史出发，管窥社会变迁。例如，为留存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历史记忆，西南交通大学组建抗震救灾精神研究团队，通过灾区考察和寻访，搜集基层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医务工作者、人民教师、中学生、普通群众等不同群体的声音，记录数百位汶川地震亲历者的抗震经历、生活变化和精神家园重建过程。这些口述史料与档案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重大灾难面前的凝聚力建设，有助于探究抗震救灾精神背后广大民众的情感脉络，进而回答为何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会取得震撼世界的伟大成就这一命题。①参见胡子祥、何云庵等编著：《抗震救灾精神口述史——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纪念专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可见，将红色口述档案纳入史学研究不但能以丰沛的人文情怀忠实保留各类人群独特的记忆与情感，而且有助于从中发掘出以往被忽略的诸多历史侧面，解释传统档案未能涉及的问题。

（三） 生成集体记忆，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内涵

红色档案通过详细记录中国共产党诸多政策与行动的决策过程、实际执行情况以及经验教 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的精神风貌。采用口述史方法研究红色档案，有助于将多样化的个人记忆整合为集体记忆，强化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从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解。记忆研究的理论转向可追溯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的开创性工作。他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并强调记忆不仅是个体心理过程，而且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他指出，个体记忆总是嵌入于特定的社会框架（social frameworks）中，通过语言、象征、仪式与叙事等文化工具被塑造和维持。其核心洞见在于，集体记忆并非对过去事件的简单复制和储存，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被当下社会需求和视角所“重建”的过程。（Halbwachs，1992，pp.37-189）

记忆既是口述史的直接来源，也是口述史的核心议题。在西方记忆研究兴起的背景下，西方口述史出现了“记忆转向”。学界日益认识到主观情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记忆产生的影响，并主张利用记忆的主观性特质，通过考察个体生命故事的构建过程，揭示特定环境下个体记忆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和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为理解过去经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提供有益线索。（杨祥银，2021）“几乎所有口述史访谈的本质都是个人记忆与集体或社会记忆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口述史的任务是厘清“个人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发生的”。（Abrams，2016， pp.99-100）周晓虹由此提出命运共同体与集体记忆建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一观点。他认为，命运共同体成员因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方式而产生“休戚与共”的凝聚力，并共享着包括思想、语汇、修辞、仪式等在内的一套话语体系。集体记忆在共同体中生成，并影响了个体的认知框架和叙事逻辑。（周晓虹，2022）比如，在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基地建设者的记忆中，虽然其工作和生活细节各异，但整体基调已被“好人好马上三线”“让毛主席睡好觉”等集体话语所框定。从他们的口述史中，我们不仅能了解每个当事人的个人生涯，还能通过集体记忆来构建整个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群像。（周晓虹，2020）

基于此，通过对宏观叙事之外个人独特的价值取向、生活态度、心路历程与情感体验进行挖掘，红色口述档案实践能够使诸多个体记忆汇聚为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尤其有助于提炼和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意蕴与时代内涵。首先，口述档案能够捕捉领导人、革命英雄、党员、基层干部和群众等多元主体的叙述视角。这些视角往往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可以将精神维度与行动维度、宏观战略层面与微观实践层面相结合，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构成红色精神谱系的多维性。其次，不同代际人群对党史的解读会受其所处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影响，其口述记忆呈现的精神核心各有侧重，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记忆也在动态传承和演化。红色口述档案记录了代际间的对话与互动，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得以延续，新一代人也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其加以补充更新，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最后，通过口述史，个体经验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同时集体记忆也经由个体叙事得以进一步传播和深化。口述访谈便于直观展现党员内心的信仰与使命感，往往比传统文献更具感染力，从而使后辈感受到强烈的精神力量，强化对革命传统的认同感。这种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不限于对历史事件的阐述，更体现在对红色精神的赓续与发扬上，从而在代际之间形成紧密的情感纽带。

二、以档资政：口述史与红色档案利用目的创新

档案工作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立场为根本原则，其任务之一在于深入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全面记录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同时推进档案利用体系建设，充分实现档案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①《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口述史的研究理路纳入红色档案实践，有助于更加真实、全面地记述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热点议题，进而总结经验，分析现状，诊断问题，揭示规律，为社会治理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经验参考，由此凸显红色口述档案的资政价值。

（一） 丰富历史叙事，服务国家治理实践

作为国家记忆的物质载体，红色档案不仅存留了党和国家的历史与集体记忆，还是社会文化与政治认同的重要建构者，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合法性与持续性基础，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口述史注重倾听不同社会群体的声音，为红色档案赋予了血与肉、神与魂，并将尊重历史与服务现实相结合，既能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使档案呈现更为全面的社会历史图景，又能通过个体记忆与集体叙事的互动，强化红色档案的政治功能，使其更有力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

具体而言，红色口述档案通过留存人们亲历政策实施全过程的历史记忆，证明政策的重要性与有效性，并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三千孤儿入内蒙”口述史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首先，在相关档案中，孤儿、保育员、牧民群众、领导干部等详细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国家如何部署、上层如何协调资源、内蒙古自治区如何筹备、牧民如何领养和抚育孤儿以及孤儿如何适应草原生活的全过程，突显了国家在应对危机时的强大组织能力以及在推动社会保障中的核心地位，进而服务于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其次，“三千孤儿入内蒙”是民族团结的历史佳话，也是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成果。相关亲历者和知情人的口述档案大量涉及民族融合与团结互助的具体落实情况，构建了民族团结的集体记忆，从而使红色档案事业与国家民族政策紧密契合。可以说，“三千孤儿入内蒙”口述史是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重要实践，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最后，经由历史记忆的构建与保存，“三千孤儿入内蒙”口述档案不仅使这段历史被公众了解和铭记，还为当代政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依据和经验参考。政策实施的成功经验可产生较强感染力，也能促使民众更为认同并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从而增强政府在社会动员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由此，红色口述档案不单记述人们对过往的回忆，还作为当代政策制定与宣传的重要工具，更为有效地服务于重大战略决策，从而提升档案的资政功能。

（二） 聚焦社会变迁，呈现时代发展图景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在深入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方面，档案工作要致力于拓展档案收集范围，具体包括加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地方中心工作等重点领域的档案收集工作、着力收集反映“四史”的档案材料以及实施新时代新成就国家记忆工程等任务。①《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也提出，用档案把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记录 好、留存好，是党中央着眼新的历史方位，赋予档案部门的政治性、时代性、战略性使命任务，也是档案工作存在与发展的根本。（陆国强，2023）

以口述史方法对红色档案进行开发，着眼国家重点部署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有助于更加直接、全面地反映国家战略实施中的具体成果，从基层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中自下而上地解读“中国 之治”。首先，口述史通过记录个人亲身经历，为红色档案补充了大量真实细节，使档案不只是政策文件或数据统计的集合，而是充满了鲜活的人物故事和历史场景。例如，乡村振兴口述史通过普通农民、地方精英、村干部以及下派干部等多元主体的叙述，能够在官方表述之外深刻反映乡村发展变化、政策落地实效以及民众的真实感受。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涉及各方面的社会变革，口述史能够通过记录重大政策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反响，深入挖掘社会转型中的个人体验，从而呈现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在多地开展的对口支援和东西部扶贫协作档案归集工作中，对口支援组织者、参与者和见证者的口述史，具体而微地展示了从最初供给人力、物力、财力的输血式支援，到人才和技能培养的智力支援，再到带动产业发展的造血式支援的过程，以及这些对口帮扶工作如何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发展动能。此外，外来力量的介入不仅改善了当地物质条件，还有可能推动当地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教育模式、思想观念、性 别角色、社会习俗等方面发生转变。相关口述档案能够捕捉政策落实期间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实际体验与未来预期，从而全面展现对口帮扶政策的多重效果，并揭示政策实施背后复杂的社会动态。最后，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话语权的重要途径。红色口述档案以具体的个人、集体和基层经历展现中国在深化改革、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独特发展模式与丰富经验，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真实生动的案例。譬如，“一带一路”口述档案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工程师、工人、科研人员、企业家、艺术家、教师、学生、医务人员、患者、地方官员、普通民众等多种视角，自下而上地展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公共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安全治理等领域的广泛影响，以及相关行动如何改变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面貌并促进全球合作共赢。总之，红色口述档案的重要优势在于，通过记录当事人的切身感受与多元反应，赋予政策实施过程以人性和温度，使政策成就不仅仅停留在数据和理论层面，更是转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进而使政策的成功经验更易于得到广泛传播和理解。

（三） 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决策依据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指出，在深入推进档案资源利用体系建设方面，档案工作要提升档案利用服务能力，充分实现档案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换言之，应当深入挖掘档案 资源，及时精准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①《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档案局长馆长会议同样强调，档案工作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点任务，深度挖掘档案资源，及时编报各类档案资政参考，有效发挥以档资政作用，以档案工作自身现代化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陆国强，2023）

关于“档案资政”，以往部分研究均强调档案的知识属性与情报价值，主张面向政府部门决策构建档案思想库、知识库以提升档案工作服务能力。具体而言，档案思想库、知识库可以以简报、专题汇编、统计数据、研究报告等形式为党和政府提供历史经验总结、工作现状分析、对未 来的科学预测与政策建议、应对方案可行性论证等研究成果。 而口述史在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中的应用也日益受到政府部门与专家学者的重视。作为一种基于证据的决策理念与实践，循证决策旨在通过分析评估可靠且经过验证的证据来提高决策科学性与有效性，减少因个人偏见或信息不充分而导致的错误决策。口述史能够为循证决策提供丰富的定性数据，补充定量数据可能无法捕捉到的细节与情境，揭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实践以及政策实施后产生的非预期影响，收集不同社会群体的真实反馈，从而为后续决策奠定更加全面细致的信息基础。 其意义在于，加深对特定公共问题和政策的理解，确保弱势群体的声音得到关注，促进公众参与赋权，增加公共政策的透明度和兼容性，评估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明确需要改进的领域。（杨祥银，2023a） 因此，将口述史纳入红色档案管理与开发，有利于及时倾听政策实施对象的心声，收集舆情民意，以此追踪施政效果与公众反应。在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的基础上，档案部门依据档案信息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寻找症结，及时纠偏，从而推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针对性的资政成果，为政府提供历史借鉴和决策参考，最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研究疫情进程的第一手“实录”，法定传染病防控口述档案全面跟踪疫情发展情况，系统整理患者病程与医务工作者的诊疗方案，便于相关部门和专家分析总结传染病的规律和特点，为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对于日后完善传染病监测和防控举措以及高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样，脱贫攻坚口述档案的征编工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使档案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践指南。参与基层扶贫工作的决策者、组织者、帮扶者、受益者等多元主体的口述史记录了脱贫攻坚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重点工程、重大成就与经验，反映了政策执行的实况。其中不仅蕴含着扶贫干部从实践中总结的策略方法，还揭示了精准扶贫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重要的是，通过调查贫困群众的满意度与认可度，脱贫攻坚口述档案为进一步完善扶贫政策体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信息参考，同时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减贫故事、贡献中国脱贫方案的重要素材。

三、以档育人：口述史与红色档案实践方式创新

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四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中，各类文教机构有必要充分挖掘红色资源的教育价值，同时注重方式方法的创新，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引导他们 从小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2024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指出要用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渠道，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同时要用好多种传播媒介和艺术形式，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手段，增强党史学习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

红色档案是针对青少年开展党史学习和思政教育的珍贵资源，而口述史可以为发挥红色档案 的育人功能提供多元方式与创新手段。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口述史已形成书籍出版、报纸连载、音频与有声读物、广播节目、纪录片、博物馆与多媒体展览、戏剧作品、舞蹈设计与网络平台等多种传播形式。近年来，数字化展览和语音导览、播客与移动应用程序等也成为口述史数字化呈现与传播的重要方式。此外，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 （AR）、混合现实 （MR） 等数字技术日益成熟，赋能口述史场景化开发与利用，使人们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经技术还原后的历史场景，甚至与历史人物进行交互式对话。作为一种教学法，口述史一改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避免照本宣科的“填鸭式”、灌输式教育，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例如，某国外课堂利用印第安人部落成员的口述史创建虚拟现实课程，为学生模拟水土流失情景，加深了他们对抽象科学术语的理解，并鼓励他们对环境保护问题进行探索。（Stone，2023） 有鉴于此，在青少年当中开展包括党史学习在内的思政教育，将口述史方法运用于红色档案实践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创新路径。一方面，将红色口述档案以文字、音视频、沉浸式技术等多种展示 形式纳入课堂教学，有助于提高教学的趣味性与吸引力；另一方面，让学生走出传统教室，围绕 特定主题开展口述史实践活动，可以更好地贴近社会、融入历史现场，在知行合一中研习历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提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 ①《教育部关于印发年访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作为提升思政教育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新思路，红色口述档案实践通过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实现立德树人目标，这对于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至关重要。

（一） 基于红色口述档案的价值传导：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塑造路径

办好思政教育工作，关键在于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并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这一 目标，教育学生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红色口述档案凭 借其生动的故事、具体的场景以及朴实的话语触动人心，使抽象的价值观变得具象可感、易于理解，可带来较强的画面感和临场感，从而在以下方面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价值观：第一，红色口述档案以第一手历史叙述，使革命先辈勤劳、勇敢、智慧、坚韧和创新等精神品质更加真实鲜活，并让青少年切身体会到老一辈革命者和建设者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深厚感情。这种情感共鸣容易激发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个人信念，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践行。第二，青少年对于口述者崇高品质与坚定信仰的真切体悟，使其认识到个人 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中的责任，进而深入思考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形成国家奉献的强烈责任心，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第三，将红色口述档案工作应用于第一、第二课堂，可以通过生动的历史教育，引导青少年以历史为镜鉴，立足中国实际，观照社会现实，从而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

以红色工业遗产保护为例，红色工业遗址见证了党领导下中国工业化的艰辛历程，蕴含着丰富的场所精神 （spirit of place），是思政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资源。作为一个建筑学概念，“场所精神”由挪威建筑理论家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提出并系统 阐述。场所精神源自罗马人对场所守护神的信仰，强调某一特定空间不仅是物质实体，还具有社会生活属性和文化内涵，承载着人们对该空间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揭示了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周坤等，2015） 简而言之，场所精神是指场所承载或蕴含的生活、社会与精神特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 2008年 10月通过的《魁北克宣言》 将场所精神界定为由物质和精神元素 共同赋予场所的意义、价值、情感和神秘性，它包含有形 （建筑、遗址、景观、线路、实物） 和 无形元素 （记忆、口述、书面文献、仪式、节庆、传统知识、价值、质感、颜色、气味等）。该宣言认为场所精神由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建筑师、管理者与使用者共同建构，并主张通过互动交 流和相关社区的参与来保护、利用与巩固场所精神。 口述史的特性决定了其颇为适合被应用挖掘与传播工业遗址内部多元社群共建共享的场所精神。伴随口述史的“空间转向”，它不断被用于记录人们在特定空间中的生活经历、历史记忆以及对该空间的归属感。以普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者以及居民对于工业遗产的回忆为基础，口述史不但有助于深入阐释工业遗产丰富的精神内涵，而且有助于搭建起不同年代、不同文化背景人群之间的沟通桥梁，增进公众对工业遗产的认识与理解。（杨祥银，2023b）基于此，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自参与对红色工业遗产场所工作者与居住者的口述档案采集，则能使其直观感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爱国敬业、自力更生、创新开拓等场所精神的价值内涵。在与口述者的面对面互动中，青少年得以深入理解其生活、工作背景以及所经历的历史变迁，强化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感受，并在与口述者的情感共振中认识到每一代人都肩负着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与使命，从而逐步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认知， 在现实生活中更积极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红色口述档案与知识传授：以情境化教学赋能思政教育

红色档案的深入挖掘与有效利用对于赓续历史记忆、传承文化基因具有重要价值。然而，从红色档案利用现状来看，当前红色资源融入思政教育面临内涵解析不清、嵌入程度不深以及育人实效欠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整合资源、与时俱进、创造转化、突出问题导向以及务求实效。（赵义良、熊文景，2022） 通过以红色口述档案实践深挖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与思想内涵， 不失为赋能“大思政课”建设、有效传授红色历史知识的可行方案。

首先，红色口述档案因生动真实而引人入胜，比传统书本知识和单纯的文字描述更具感染力与代入感。若能结合智媒技术，则有利于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其次，口述史并非简单的历史叙事，它往往蕴含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通过借助鲜活的历史人物与场 景，将学理讲准、讲深、讲透、讲活，并引导学生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讨论，可以增进他们对历 史知识的深度理解，而不仅仅停留于表面记忆。如此一来，红色精神更易入耳、入脑、入心，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第三，口述史所涉及的内容并非局限于单一历史事件，而是多领域知识的交织。将红色口述档案融入课堂，以启发式教学帮助学生感知历史原貌，能引导学生在学习历史的同时广泛涉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知识，从而丰富其知识结构，提高其人文素养。最后，口述史实践教学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相衔接，有助于搭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大思政”育人格局。经由学生自主实践采集而来的红色口述档案，饱含史实的力量、情感的温度以及文化的高度，促使学生在与历史人物的跨时空共鸣中触摸历史脉动，回溯红色记忆。如此一来，学生就从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知识的主动探索者、创造者与书写者。

根据情境学习理论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学习并非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学习者通过参 与某社群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特定情境中逐步掌握知识与技能的过程。如果将红色口述档案的挖掘与利用纳入教学活动，则能使知识学习嵌入真实的社会和文化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索欲和求知自主性。这种教学方式使知识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与学生的实际体验紧密相连，从而显著增强 学生的学习效果。近年来，不少高校运用口述史开展校史中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整理与研究， 鼓励学生主动学习校史校情基本知识，以发挥红色档案的育人价值。比如，中山大学启动“东江 纵队与中山大学”口述史项目，对现在世的广东省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革命人物以及已故东 江纵队校友后人进行访谈，同时收集照片、手稿、书信音像资料等档案资源，并制作项目宣传短 片，以多种形式讲好红色故事，提升育人实效。（胡焕芝，2023）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等校也围绕红色校史人物事迹展开口述资料的采集与编撰工作，吸引学生主动挖掘、深 入了解校史档案中的红色故事，为思政育人创造了丰富素材。（聂勇浩、萧颖，2022；曾祥明、 朱彤，2023） 由此可见，立足立德树人目标，将口述史与红色档案实践相结合开展党史学习和思政教育，通过情境化教学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教育与感召作用，能够真正实现红色历史知识“进 课堂”“进头脑”“进全员”。

（三） 红色口述档案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理论与实践的贯通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指出，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要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这一核心点展开。①《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为此，有必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具体到以提高人才综合素养为目标的档案学 “课程思政”建设，则有必要在挖掘档案学思政教育资源的同时，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方法改革， 比如采用互动式、参与式教学法，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徐拥军、熊文景，2021）

将红色口述档案的采集、整理与呈现引入思政教育，对探索多样化教学模式颇有助益，学生各方面的能力素质也可得到相当程度的训练。首先，无论是确定口述访谈主题与对象、设计访谈 提纲，还是利用口述档案撰写论文，学生都需要广泛查阅资料、深入把握历史背景、精准提炼问题意识，并进行科学研究，进而充分培养其自主学习和创新意识。其次，在处理口述档案时，学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不同当事人记忆偏差、资料不完整性、口述内容主观性等难点问题，因此有必要综合利用其他文献资料和多位口述人的访谈，梳理事件原貌以及人们为事件赋予的不同意义。因此，在廓清口述档案中不同细节、观点与立场的过程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判断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均得到了锻炼。最后，口述史以口头表达为载体，需要通过交流来交换信息。通过组建团队、明确分工、联系受访者进行红色口述档案采集实践，学生可以增强团队协作、组织统筹、人际交往沟通、情感认知以及语言表达能力。最后，在挖掘红色口述档案的过程中，学生往往会运用多学科知识来设计访谈问题、筛选访谈对象、整理资料并开展实地调研。这些实践活动要求学生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技能，在互动交流中进一步验证知识与方法的适用性，从而深化其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以2021年3月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贫攻坚史研究”项目 （简称“832 工程”） 为例，近千名师生深入原国家级贫困县， 采用口述史的方式对主要领导和脱贫攻坚亲历者挨家挨户实地调研，力图以鲜活立体的镜头和文字语言总结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历史经验，并立足中国发展实际，进行重大科学研究。①这种深度融合的研究方式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使学生在现实情境中逐步形成对脱贫攻坚战略的全面认识。在调研期间，学生需要应对诸多挑战，包括设计有效的调研方案、收集整理数据、厘清不同地方帮扶政策的差异以及分析解读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等，其批判性思维和独立研究能力也由此得以显著提升。因此，“832工程”的实践证明，围绕红色口述档案实践开展思政教学，是贯通理论与实际、“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有力举措，也是拓展思政育人思路、培育“三有人才”的创新性路径。

四、结语

收集好、整理好、利用好红色口述档案，是深入挖掘红色档案资源、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和利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首先，在红色档案内容来源方面，口述史有望更具温度地发挥档案事业“存史”之功用。口述史通过自下而上挖掘生动的史实细节和个人情感，不仅能验证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弥补档案记录空白，扩展史料来源，还能以细腻视角揭示历史变迁的宏观背景下微观个体的独特经历与命运。将众多个人记忆整合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集体记忆，为动态解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提供了生动素材。其次，在红色档案利用目的方面，口述史可以更具广度地实现档案事业“资政”之价值。以口述访谈的形式收集和整理与时代议题密切相关的红色档案，有助于真实、全面地留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印记，进而从广大民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经验与教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和力量，最终实现档案资政服务供给与公共决策需求的精准对接。最后，在红色档案实践方式方面，口述史能够更具深度地达成档案事业“育人”之目标。将红色口述档案以视听结合、数字交互等颇具吸引力和趣味性的形式纳入课堂教学，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与情感认同，调动其研习党史知识、参与思政教育活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在知行合一中，学生可以更好地贴近社会，融入历史现场，从而坚定理想信念，增长学问见识，提升品德修养，增强综合素质。

运用口述史激活红色档案的生命力，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日后尚需更多理论阐述与考察实践，以期不断优化和完善。在将口述史与红色档案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口述对象如何选择，口述对象记忆缺失、错误或篡改，以及档案管理体系不完善、档案开发主体协同不充分、开发深度不足等挑战。不过，通过完善口述对象筛选机制、多源交叉验证口述内容真实性、定期回访、促进跨学科多主体合作、丰富红色口述档案呈现形式、运用数智技术实现档案采集与开发智能化、增加推广与反馈渠道等方式，可以有效应对上述挑战，确保红色口述档案得到多样化开发与利用。如此，红色口述档案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得以不断扩大，从而为讲述红色故事和延续红色记忆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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