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占中华门后，卫戍司令唐生智决定撤退全军。他召集了各部师级以上的军官，布置了详细的撤退计划，并自己首先乘船渡江离开。唐生智离开后，各部将领并未按照撤退计划执行，而是迅速下令撤退，导致南京城内陷入混乱。许多士兵试图涌向挹江门，以期从下关渡江，但江面上却没有轮船可用。于是，大家只能各自想办法，有的拆门板，有的砍电线杆……驻守南京的粤军66军和83军按照原计划，从正面突围，成功执行撤退。 南京保卫战爆发前，唐生智已经采取了极端措施，防止任何部队擅自撤退。他下令将所有船只统一交给36师保管，并命令浦口守军阻止船只靠岸，必要时可开枪射击。然而，36师执行并不严格，各部队仍然私藏了一些船只，这为撤退时的混乱埋下了隐患。

南京城内的部队包括俞济时的74军（包括51、58师）、王敬久的71军（87师）、孙元良的72军（88师）、宋希濂的78军（36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萧山令的宪兵部队等，这些部队大多是中央军，并且很多部队在岸边藏有船只。88师曾运送过部队过江，掌握了300艘船只。而粤军66、83军来自淞沪战场，刚到南京便陷入了战斗，未能准备好船只。由于撤退命令下达后，各部纷纷向挹江门涌去，粤军只能从正面突围。 83军军长邓龙光与66军军长叶肇商量后，由叶肇统一指挥，决定从光华门出城，经紫金山北麓、句容、溧阳、郎溪等地，到宁国集中。撤退方案中规定，部队识别标志是左臂白手巾，口令是丢那马。这一口令并非杜撰，而是记录在《陆军第六十六军战斗详报》中，现档案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66军的159师在光华门和武定门前线作战，160师则在玄武门和永定门一带构筑工事。83军的情况更加复杂，156师和154师分别在通济门至光华门城垣和水西门至中华门城垣一线作战，撤退困难。粤军的战线几乎覆盖了南京的东西南三面，地方部队常常被当作炮灰，这也是地方派系不愿将部队交给中央的原因之一。156师和154师的师长都找不到自己的部队，指令混乱，部队被迫向光华门撤退。 光华门被沙包封堵，部队只能将沙包移开才可通行。移开沙包后，又碰到了教导总队撤退的队伍，局面变得更加混乱。前方的守军还布下了地雷，日军发动战车进攻，导致部队混乱不堪。直到太平门外的岔路口，部队才稍微整理了一下。

12日晚11时左右，粤军的先头部队与日军警戒部队发生遭遇。159师代师长罗策群带领部队数次冲锋，未能突破日军防线。他亲自带领部队再次冲锋，在高喊跟我来，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呀的激励下，最终将日军击溃。然而，罗策群在冲锋中头部和胸部中弹，英勇牺牲。159师2000多名官兵中，突围后仅剩900余人。 83军的部队在此战中被彻底冲散，剩下的只有军长邓龙光、参谋长陈文和参谋处长刘少武等不到百人。为了突围，他们没有等到后续部队，而是利用附近的碉堡逐步推进，突破了日军的火力封锁。特务连伤亡过半，他们继续前进，到达淳化镇时仅剩10余人，最终经秣陵关和龙都进入安徽省境内脱险。

13日凌晨，突围的守军在仙鹤门附近与日军再次遭遇。粤军虽然装备劣势，但顽强反击，打得日军十分慌乱，甚至造成了日军司令部的骚乱。160师的战报中提到：夺取仙鹤门以南阵地，毙敌三四百名，敌骑五六十匹，毁敌炮二门，沿途电话线均被我军剪断。 日军《骑兵第三联队史》也记录了这场激烈战斗：伤员不断被送到联队本部，战斗异常激烈。虽然我方损失惨重，但敌军的损失数倍于我。这场战斗对日军造成了巨大打击，许多日军官兵阵亡。

然而，这只是突围的开始。13日早晨，粤军遇到了更大规模的日军进攻。当他们到达汤山和空山一带时，日军派出50辆战车和30多架飞机，发起了猛烈进攻。粤军数次冲锋未能突破包围，战斗持续至中午，最终占领了侧翼高山据点，成功突破了重围。 突围后，160师被分为两股，一股剩下600余人在24日抵达徽州。师参谋长钟汉柏在突围后，身边只剩9个传令兵。14日，他收集了百余名散兵，但又遭遇日军包围，只能化整为零，继续突围。15日晚7时，部队终于到达小丹阳，并集合了1000余人，钟汉柏率领部队继续突围，最终到达徽州，剩余420人。

军长叶肇和军参谋长黄植楠在混战中被冲散，换上便衣混入难民群中。黄植楠在走不动时被日军踢打，装死后逃脱。叶肇也趁机逃脱，最终辗转到上海乘船返回广东。 66军参谋处长郭永镳在13日突围到达句容县九华山脚下的墓东村，看到许多广东散兵混乱不堪，便设立收容站。郭永镳在九华山和高骊山间收容了17天，直到12月底共收容官兵1300多人，最终于1938年1月10日抵达宁国集中。两支粤军约3000人成功突破重围，之后在叶肇和邓龙光的带领下重新投入抗日战斗。

粤军的口令丢那马虽然看似低俗，却在收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口令可以帮助士兵区分友军和敌军，尤其是在部队被冲散时，口令成为防止误伤的关键。军长叶肇敢于将这一口令写进战报并呈交给蒋介石，表明他完全按照命令执行，内心无愧，底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