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二十四年（前548），齐国大夫崔杼弑杀其君齐后庄公，哪怕齐国太史兄弟三人因坚持记录“崔杼弑其君”而相继被崔杼所杀，四弟仍不改史笔，此刚直之气，成为后世史官的典范。然而在千年之后的北魏，崔浩以“国史之狱”惨遭族诛，正因其直书国恶、触怒帝王；崔光每遇政争则默然避让，唯以典章礼制安身立命，同为北魏股肱之臣二人为何命运殊途？

一、清河崔氏，通而学博

崔浩和崔光都是清河崔氏出身，崔浩从小便喜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他在弱冠仕于道武帝拓跋珪，因工于书法常随左右；因善阴阳术数深得明元帝拓跋嗣宠信，“凡军国密谋皆预之”；为太武帝拓跋焘屡献奇谋，助北魏一统北方。

崔光则以“大度”著称，“有毁恶之者，必善言以报之，虽见诬谤，终不自申曲直”，和崔浩有为身居高位的父亲不同，崔光的父亲声名不显，崔光家里贫困，他早年以抄书为业，虽贫而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

相同的是，崔光也历仕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三朝皇帝，他也以博通经史、精熟典章、筹划谋略见重于朝，尤擅礼制考订，在未来，他会是孝明帝的鼎力支持者，成为孝明帝的老师并成功帮助他保住皇位，这也为崔光能够善终埋下伏笔。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崔浩因修史被杀，巧合的是，崔光出生于同年，仿佛历史以血为墨，提醒着崔光须以同族前辈为鉴，太和六年（482），崔光被孝文帝拓跋宏授予中书博士，转任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一起参与国史编写。

二、雨露雷霆，国史之狱

其实太武帝对崔浩素来倚重，可崔浩却有个致命弱点：恃才傲物，在太武帝即位之初，群臣由于忌恨崔浩孤直，一起排挤毁谤他，导致太武帝将之罢黜，不过太武帝把还是把对这位重臣的礼遇拉满了：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而问焉。

为了能够统一北方，太武帝重新启用崔浩，崔浩对于此前太武帝的弃用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全心全意为太武帝谋划军国大计，复出后便力主讨伐胡夏，在破其都城统万城后，崔浩又全力支持太武帝灭亡北燕、北凉，最终助北魏完成北方一统伟业。

对于立下赫赫功勋的崔浩，太武帝不止一次表达自己的信任，“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甚至完全放权，“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不只是政事上的信任，还有生活上的亲近，太武帝一如既往到崔浩的家中咨事，甚至留宿其宅，同时准许崔浩可以出入自己的寝宫。

在太武帝的纵容下，崔浩日益骄矜，常以“汉家名士”自居，轻慢鲜卑贵族，专制朝权，更屡次借修史之名，直书北魏先祖陋习，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尽录于《国记》之中，而更鲁莽的是，他竟将《国记》刻石立于城中，相当于将北魏宗庙秘辛公之于众，引发太武帝震怒，不仅下令杀了崔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三、拥立之功，安身立命

崔光深谙“国史之狱”的惨烈，故一生谨言慎行，每遇政争则默然避让，太和六年（482），崔光任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一起参与国史编写，到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元宏驾崩，太子元恪即位，李彪因犯免官，但李彪上表请求继续撰写《魏书》，本来此事该由崔光承担，做好了便是功劳一件，“光虽领史官，以彪意在专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让彪”。

延昌四年（515），宣武帝去世，崔光迎接太子元诩即位，是为孝明帝，当时孝明帝年仅六岁，广平王元怀自恃是宣武帝的同母兄弟，欲觊觎朝政，率兵围宫索要辅政之权；崔光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手持诏书立于宫门高阶之上，厉声宣示太子继统之正统与先帝遗命之不可违，成功护住了孝明帝。

许是知晓自己位高权重却根基未稳，崔光此后愈发谦抑自持，对于朝廷的封赏多有推辞，“以光为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如故。光表固辞，历年终不肯受”，尤其是对“修史”一事，他表现得极为小心，“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是真不懂如何修史还是深知修史之险而刻意留白，就只有崔光自己知道了。

不过崔光并不是完全不作为，他还是记录了许多重要史实，曾言“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正光四年（523），崔光寿终正寝，临终前推荐了“弱冠便有著述志”的侄子崔鸿接替自己，崔鸿不负所托，呕心沥血十余载，终成《十六国春秋》百卷巨著，详载五胡十六国兴衰始末，为后世研究这段乱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献。

直笔，是史官的脊梁，于是有“崔杼弑其君”“赵盾弑其君”的铮铮史笔，崔浩以直笔为刃，“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却未料刀锋反噬自身；崔光则以“怠惰”留白，将重任交给了侄子崔鸿，并成就了《十六国春秋》这一史学丰碑。在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的封建时代，崔浩以刚烈赴死，崔光以缄默存史，都是值得敬仰的史家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