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博士，放弃院长职位，育6娃，相夫教子，晚年：我负了父亲
她是中国最早的一拨女留学生之一。
她是民国时期第一位女博士。
她学成归国后，创办了民国第一家私立医院，并任院长。
她是中国最早的医院女院长。
她叫杨步伟，他的丈夫正是用一篇奇文平息了一场文化大战的鬼才赵元任。
然而，自从结婚后，她放弃了苦心经营的事业，专心相夫教子，10年生了六个娃，她后悔了吗？
01
1889年，杨步伟出生于南京，一个有百口子人的大家族中。她还在娘胎的时候，祖母就已经对她的未来做了安排。
第一，她必须过继给二房；第二，与姑母肚子里的孩子指腹为婚。
不仅如此，
她出生后，祖母为她取名叫“传弟”，顾名思义，就是要让二房再给她生个小弟弟。
父亲心疼她，给她取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韵卿”，但是后来她长大后，结交了一个叫林贯虹的好友，因为她从小眼光高远，志向伟大。她的好友林贯虹玩笑说：“像你这样能折腾的人，将来一定会做出一些伟绩，你还不如叫‘步伟’呢？”
起初，她只当是玩笑话，但是后来，她的朋友林贯虹突然因为猩红热去世后，为了表达对朋友的纪念，她改名叫“步伟”。
杨步伟
足见，杨步伟小时候就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杨步伟的家庭氛围也是复杂的，以祖母为首的女人，似乎又很封建。但是，她们家的男人们却都很开明。
她的祖父杨仁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开明绅士，他曾出使英国，在政界也非常有影响力。其中“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是他的弟子。
她的父亲曾是驻外使节。她的养父是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学堂的中文教师是梁启超，学生有蔡锷和蒋百里。
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虽然她被祖母过继和指腹为婚。但是家中男士的开明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
她的父亲一直把她当男孩子看待，就连着装也很男性化。她的祖父提倡废除缠足，所以她从小就没有遭受缠足的痛苦。
杨步伟16岁那年，她以一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的百字作文，被南京的旅宁女校录取。她自知女子读书的不易，所以学习非常刻苦，她在学校的成绩一直稳居前三名。
因为读书，受到新思想的浸润，十七岁那年，已经出落成了一位亭亭玉立，且有思想的杨步伟 ，跟祖父谈起了自己的婚姻问题，并提出自己对祖母指腹为婚的不满。
她的祖父听完后，不但没有反对，反而鼓励她说：“你是成年人了，选择的自主权在你的手里。”
就这样，
她写了一张退婚信，送给了表弟。她的姑母不同意，她的父亲更是要处死她，她在祖父的撑腰下，退了婚。为此，她和父亲有8年时间不说话。
然而，这也没能阻止杨步伟追求独立的步伐。1908年，在庚子赔款的留学热潮中，她打算报名参加留学。但是因为外语不过关，被祖父阻拦。于是她转入上海中西女塾，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也是纯英文授课的学校，陆小曼和宋氏三姐妹都曾就读过的一所贵族学校。
中西女中
从中西女中毕业后，她官费去日本学医，她一口气读到了博士。但是因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她参与反抗，被强行留级。日本人还对她说：我们的陆军是对付俄国的，海军对付美国，对付你们中国都不需要多少军队。杨步伟一怒之下没有拿文凭就回了国。
回国后，她进入南京的一所实业学校，因为她踏实肯干，一度坐上了校长的宝座。
此时，她的人生路俨然是女强人的路线，如一生坚持不婚主义的吕碧城一样，活成一个彪悍的民国奇女子。
02
但是命运的拐角，任何事都可能出现变数。
1919年的5月，初夏时分，天气渐暖。杨步伟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要求她尽快回北京，在北京开设医院。
但是，等她到北京后，父亲却病故了。
父亲的突然病故，让她倍受打击，之后开设医院就成了她弥补对父亲的遗憾的唯一方式。
于是她和一个叫杨贯中的朋友在北京西绒线胡同开了一家医院，取名为“森仁医院”，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和杨贯中，还有已故去的好友林贯虹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木”字，所以取“森”，至于“仁”，因为三人中一人逝去，只有二人，所以取“仁”，也有“医者仁心”的意思。一语双关，这是她们共同的初衷。
“森仁医院”成立后，杨步伟成为了院长，她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医院女院长。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她应该会在医学这条道路上深耕下去。
但她从医没多久，她便结识了赵元任。
杨步伟和赵元任
那是1920年9月的一个晚上，月色朦胧，赵元任刚开完国语课的一个会议，因为散会太晚，西直门的城门已关，他回不了清华园，就去表哥庞敦家借宿。
真是缘分来了挡不住。
那天，杨步伟和李贯中恰好也在庞敦家，因为杨步伟与庞敦是在日本留学的同学，所以经常在一起吃饭，小聚。
这是赵元任与杨步伟的第一次见面，当然他们并没有发生所谓的一见钟情。第二天，杨步伟和李贯中请庞敦和妻子吃饭，顺便也叫了赵元任。
席间，杨步伟和大家在一起欢唱玩闹，但赵元任却闷声闷气。杨步伟并未对这个闷骚男产生兴趣。
只是为了尽东道主之谊，缓解气氛的尴尬，杨步伟和赵元任搭话：“你是学什么的啊？”
赵元任也很坦诚：“学哲学的。”
杨步伟心直口快：“一个人好端端的，干嘛学哲学啊？”
赵元任尴尬得不知如何接话，桌上的人却被逗得哈哈大笑。
杨步伟觉得赵元任为人敦厚，于是想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合作伙伴兼好友李贯中，并做起了两人的“红娘”。
起初，赵元任和李贯中似乎还有一点好感，三个人还约定经常一起出去玩。随着朝夕相处，赵元任竟然没有跟李贯中处出感情，却跟杨步伟擦出了爱的火花，并双双坠入了爱河。
从相识到相恋，仅半年的时间，他们做好了步入婚姻的准备。
结婚前，两人跟所有亲友都发了通知：概不收礼，书信、诗文和音乐曲谱除外。
杨步伟和赵元任在弹琴
因为两家都是望族，所以婚礼办得非常体面，还有名人胡适做证婚人。
婚礼那天，满座的高朋都对他们投来艳羡的目光，他们一个是民国大才子，一个是大才女，真是强强联合，携手互补。
爱情是美好的，婚姻是琐碎的。
就连张爱玲也说：“人生最恨的事是一个天才的女人，忽然结了婚。”
婚后，杨步伟的人生几乎发生了360度的大转折。
03
婚后不久，也就是1922年初，赵元任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杨步伟只能舍弃医院的工作，随他一起出行。
她原本的打算是，去美国后，考取行医执照，回国后继续从事老本行。
可是到美国后，她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接连三年生了育有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孩子身上。
虽然赵元任是哈佛的教授，但是教授的工资并不高，要抚养孩子，家里花销又大，也是艰难度日。
杨步伟一度埋怨说：
“都说我是教授太太，以为教授太太就很了不起，其实充其量就是饿不死也吃不饱罢了。”
为了补贴家用，杨步伟不得不熬夜做手提包，拿去换钱。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还经常跟房东太太，对方也是一位哈佛教授的夫人，两人一起去菜市场上捡拾白菜叶子回家做咸菜。甚至她将自己的手包和皮衣都变卖了，补贴家用。
她离自己的初心越来越远。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一个家庭主妇，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孩子和丈夫做可口的饭菜，把自己埋到了一堆的家务里，而去选择成就丈夫。
杨步伟和丈夫及他们的六个孩子
三年后，她的丈夫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的教授，杨步伟那颗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又勃发起来，于是她募款开了一家节制生育的诊所。
她本来打算好好经营，但是事与愿违，因为她在诊所里掩护和收容受伤的学生，被迫关闭。之后，她又与两位清华教授太太合办了一家服务公司，也以倒闭收场。
抗战期间，在她育了六个孩子后，大点的孩子要读书，小点的孩子要吃奶粉，生活愈加的艰难。她跟着丈夫辗转各地，照顾家庭，从不埋怨。
可是1938年，赵元任再一次获得了一次出国的机会，家里人都十分高兴，而杨步伟却哭了：“这次出国后，我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发展事业了。”
果然，再次到美国后，杨步伟要照顾六个孩子和赵元任，她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她为了让自己不与社会脱轨，她利用碎片时间写了几本书，分别是：《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华食谱》、《中国妇女历代变化史》，但是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影响平平。
杨步伟出的书籍《中国食谱》
但是，好在她将四个女儿都培育成才。
她的大女儿赵如兰，是中国音乐博士。她的二女儿赵新那，哈佛化学系毕业。她的三女儿赵来思，毕业于柏克莱加州大学数学研究所。她的四女儿赵小中，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她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中成就自我。
虽然，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但却成就了四个女儿，这从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但是晚年的杨步伟无不遗憾地说：
“我一生未做过对国家有用的事，我负了父亲的希望。”
她也在自己的《金婚诗》中写道：“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
而她的丈夫赵元任却并不嫌弃她身材发福走样，仍然对她情深意重，他说：
“我能在学术上取得真经，得益于杨步伟这位观音菩萨的护佑。”
后来，杨步伟去世后，她的丈夫赵元任说：
“我是真正的没有家了。”
其实，对于杨步伟我们也不能用牺牲自我去衡量她的价值。她在成就赵元任和孩子的同时，也在自我成就。没有鱼和熊掌都兼得的人生，也没有无遗憾的人生。想要得到什么，就要舍弃什么。这只是人生在权衡利弊下的一种最佳选择。
婚姻本就是风雨同舟的两个人并肩作战，而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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