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自己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削减军费。这一决策的背景，是为了让中国经济腾飞。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了放权让利，放开搞活的政策，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两放政策。

两放政策实施后，地方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发展势头迅猛，全国GDP年增长率一度达到了8%-10%，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然而，这也带来问题：随着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中央财政收入却明显减少。197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60%，到1992年，这一比例已降至38.6%。

中央财政紧张，而两放政策又无法改变，如何保障军队开支成了迫切问题。上将洪学智在文章中回忆邓小平曾说：你们不是要我负责军委工作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削减军费！国民经济上不去，军队建设也不会行。军队同志要学会忍耐，要服从大局。这一决策不仅出于经济考虑，也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争发展趋势的精准判断，从历史角度来看，邓小平的判断非常正确。

削减军费后，部队各项经费出现缺口，如何弥补成了难题。许多军中同志想起延安时期的艰苦岁月，当时物资匮乏，但仍靠双手在南泥湾开辟新天地，体现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于是有人提出以军养军的办法，即开办军办企业。很快，大量工厂和公司成立，有效缓解了军队经费不足的问题。

然而，并非所有人认同军队经商。张爱萍上将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国防工业可以做民用项目，但军队本身不是经济建设部门，经商所得不能归军队使用，否则将破坏军队性质。他的立场十分坚定，在家庭中甚至会因这件事严厉斥责自己的儿子张胜。

张爱萍还通过历史警示迟浩田将军。他以宋朝的例子说明：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允许军队经商，导致军纪涣散、战斗力下降，最终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东京被掠夺一空。近现代的中国亦有类似情况：抗战前，蒋介石军队兵力占优，但因军长师长经商谋利，军队战斗力不集中，最终大面积失地。这些历史表明，军队经商弊大于利，会破坏军队的团结和战斗力。

越南是军队经商的典型案例。削减军费后，越南军队大规模涉足商业，资产收入一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10%，一年收入甚至是中央拨款的三倍。他们经营农业企业、通信公司、旅游业、矿产、船舶维修，甚至出租直升机。军队通过经商获得巨额财富，但造成声誉受损，部队内部两极分化严重，军官富裕奢靡，而偏远地区军队依旧贫困。越南最终在2017年才决定逐步停止军队经商，但执行困难，负面影响长期存在。

中国军队对此有深刻认识。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元帅就发现华北部队后方存在经商现象，他曾向中央报告，要求严格整顿，毛主席也批准执行。1980年代，张爱萍再次强调：军队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是军队的耻辱和国家的悲哀，必须制止。他警告军队领导，若不制止，将来战时首当其冲受害。

张爱萍对纪律和人生要求极为严格。他要求子女自力更生，从不依靠权势，教导身边工作人员严格守纪律、务实为民。迟浩田上将回忆，他曾多次看到张爱萍亲自下基层，关注战士生活，教导操作技能，并与战士亲切交流。张爱萍退休后拒绝大部分官方会议，但仍坚持出席老首长、老战友的纪念活动。

2003年7月5日，张爱萍因病去世，长安街再次被悼念的人群挤满，这其中有他带过的兵，有老战友，还有普通老百姓。张爱萍以严谨、正直和为民情怀，深深影响了中国军队和社会，也让人们铭记这位共和国上将的人格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