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随着石刻造像风气大足一地的兴盛，也逐渐影响到昔日的乡村之中，在大足境内山野之中、溪谷之畔，每一处石刻点的出现，都记载着昔日乡村民众真实意愿，位于今珠溪镇境内的佛安桥石刻，就是其中之一。

佛安桥三教窟造像局部

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佛安桥清澈的溪流旁，响起了摩崖造像开凿的声音，石刻匠师文玠来到这儿，为一位古姓的人家开凿了水月观音像。文玠的祖籍来自四川安岳，但是他却是一位长期在大足雕凿的匠师，他的作品出现在今中敖峰山寺、高坪石佛寺、邮亭佛儿岩等多处。当此龛水月观音雕凿完毕之际，文玠刻下了题记，其中时间为“庚申绍兴十年季冬月念一日题记”，以及他自身的题名“镌作处士东普文玠记”。

四年之后的1144年（南宋绍兴十四年），佛安桥崖壁上新出现了两龛造像。它们分别是——

编号为第2号的造像是一个洞窟，进深有3.5米，在正壁是佛和文殊、普贤造像龛，在洞窟两边的侧壁上，站立着十位观音，她们手中分别持有不同的器物，这是在宋代时期，大足石刻较多出现的十圣观音题材，她们随着匠师在各地的雕凿，出现在峰山寺、普和寺、石门山、妙高山等处，这些造像龛中的观音因为手中持不同的器物，而各自有着自身的称谓，如数珠手观音、宝瓶手观音、宝经手观音、莲花手观音等。佛安桥的十圣观音，则是由多数人家共同捐资雕刻而成，在窟内造像的顶壁上，刻有他们的名字，如古平之、杨劭、古及之、周安仁等。这其中，当时的古贯之夫妇，在其祈愿中特别提到希望见存的两位长辈，“悉皆安乐”，落款的时间是“大宋天元甲子中元日”，也就是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的中元日。

另一开凿于1144年十月的是引路王菩萨龛，是大足石刻中不可多得的作品。引路王菩萨的职责，主要是引导亡者进入佛国世界，在敦煌遗存的绢画作品中，就有多身此题材的画像，其中盛唐的一幅作品，菩萨面相丰满，右手执香炉，左手拿莲花，其上悬引路幡，侧身回首状，身后的盛装的贵妇，正跟随菩萨前往净土。佛安桥的引路王菩萨与敦煌图像基本相同，菩萨胸前持竿，上有幡，转身凝视身后的女像。大足与敦煌相距数千里，二者图像的近似，体现出在唐宋时期佛教文化在两地的传播与交融。之所以该龛题材定名为引路王菩萨，除去图像特点之外，还有就是造像题记里，明确记载为此像，同时还有“见存安乐”的祈愿，以及镌刻的时间。

开凿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的三教窟，可谓是佛安桥石刻的顶峰。这是一个进深达4.7，高3.2、宽3.8米的洞窟。在正壁，是毗卢佛、道君、孔子三身儒释道三教主尊造像，这一组造像的出现，体现出了三教融合在宋代的乡村之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在这个的洞窟的两侧壁，分别布列上下两层造像，存有20尊像，在这些造像间有造像记，多次提及到造像为尊者，如“弟子杨元佑夫妇发心镌造第五位尊者”，“奉善士古九思认此第十四位尊者一身记”等。现存造像经后世重妆，可辨有大肚形象者，部分造像下方摆放有鞋。结合铭文和造像情况来看，此处应表现的为罗汉群像，与大足一地宋代流行的十八罗汉有渊源。这处罗汉造像不乏有生动之处，如右壁下层最外侧一身罗汉，呈睡姿斜躺在岩石旁，憨态可掬。

佛安桥文孟周造像题记

窟内多数造像旁，还可辨识一些文字，记载了这个洞窟也是由当时民众共同捐资雕刻而成，如出现有信仰佛教的弟子古及之，可能是信奉道教的弟子白大明等；又如一些是为自己长辈而捐资雕凿，这其中有古瞧之祝愿他的父亲得到“福报”，杨元佑夫妇镌造的尊者像，则是希望去世的父亲杨忠友和母亲王氏五娘早日生天，古彦昭、周氏夫妇为在堂的母亲罗氏营造了一位尊者等等，这些发愿文，体现孝道思想观念在民间的影响。还有为自身疾病而镌造，如古大雅、杜氏夫妇，祈求自身早日“眼目光明”。之外，有一则出现在窟正壁右边转角处的造像记，甚为重要，刻“东普攻镌处士文孟周记”十个大字，文孟周的身份，在其它石刻点中也有出现，可知他就是佛安桥最初开凿时的匠师文玠的儿子，他与他父亲一样，在大足境内留下诸多石刻杰作。由此可见，这处洞窟出自于文孟周一人之手。

自佛安桥这个最大洞窟开凿之后，宋代时期有纪年的造像便停滞下来，三十余年的乡村石刻雕凿历程便嘎然而止。这样的历程也出现宋代其它乡村石刻点之中，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此时宝顶山开始营造一座更为宏大的石窟艺术殿堂，汇聚了昔日大量的匠师，不过，真实的历史还需要更加清晰的认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佛安桥石刻，领略到大足石刻乡村中的每一处造像点的出现，都记载着昔日民众真实的意愿，以及他们对石刻文化艺术的认识，由此这些造像点，可谓是一部刻在崖壁上的乡村社会生活史！

文字：李小强

编辑：刘怡君

编审：曾庆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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