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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宋交替的烽火狼烟中，泗州（今泗洪县境）诞生了一位集文韬武略于一身的名臣——李稙。字元直的他，一生亲历靖康之变、南宋立国、秦桧专权等重大变局，从苏门受誉的才俊到封疆大吏，从守节退隐的高士到济世安民的能臣，其人生轨迹恰似一部浓缩的南宋初年兴衰史，风骨凛然，彪炳史册。

苏门毓秀，佳缘天成

李稙自幼明敏笃学，年纪轻轻便两度在乡试中举，名冠一时。这份才情，让他得以近距离接触文坛宗师。他曾随父亲专程前往苏轼家中做客，这场会面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清代《泗州志》中记载李稙

北宋元祐八年（1093），苏轼从扬州知府调任定州知州，赴任时途经泗州。少年李稙随父亲李中行拜访苏轼，巧遇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1053—1110）。一番交谈过后，晁补之对李稙赞叹有加，称“此国士也”。后来更主动“慕其贤择为婿”，将女儿许配给他。这段因赏识而生的姻缘，不仅让李稙与苏门文脉深度绑定，更为他日后的人生埋下了儒雅与刚正兼具的底色。

苏门学士——晁补之

而晁补之晚年在泗州写下绝笔词《洞仙歌•泗州中秋作》时，想必也会念及这位令他骄傲的女婿。得益于苏门熏陶与翁婿传承，李稙的诗歌创作深得苏轼、黄庭坚遗风。南宋大诗人陆游为其文集作跋时，曾不吝溢美：“《中野》《去鲁》《归周》三诗，可以追媲退之《琴操》，而世不甚传。” 要知韩愈《琴操》以圣贤故事抒怀，借幽兰意象寄孤高操守，是中唐乐府典范，陆游直言愿 “百拜师之”，足见李稙诗文造诣之深。

友道热忱，接济苏家

对苏门的感念，更体现在李稙对苏轼后人的照拂上。

苏轼三子苏过，一生随父辗转流放，从惠州到海南始终不离不弃。苏轼病逝后，苏过安葬父亲于汝州郏县，便卜居颍昌，自号斜川居士，过着清贫生活。

在苏过最艰难的岁月里，李稙与友人元秀数年如一日，每年专程远赴颍昌送去资助。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被苏过写入《送李稙秀才归盱眙》：“浊流尽处见淮山，水作青罗拥髻鬟。顿觉山川无与并，固知人物亦相关。妙年宜作小坡客，瓢饮来同陋巷颜。不为莼鲈起乡思，重亲方在白云间。”既赞李稙高洁如颜回，也道尽知己情。诗中 “浊流尽处见淮山，水作青罗拥髻鬟” 的佳句，更将这份情谊嵌进淮山楚水的景致里。宣和五年（1123），苏过离世后，这段守望相助的往事，成了文坛温暖的注脚。

儋州东坡书院雕像，右为苏过

乱世担纲，康王府僚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大举南下，围攻都城汴京（今开封）。 康王赵构当时被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在外组织抗金力量。金兵南下，群盗四起，造成漕运断绝，京畿地区急需物资和兵员。危急关头，有人举荐李稙，他遂被“借补迪功郎”职，受命督领四百艘船队，总押犒师银百万两、粮百万石，从淮阴启程赴济南驰援。

这趟征途杀机四伏，李稙却临危不乱：他沿途招募两万多忠义之士，组建起精锐武装，沿途与敌人经历大小十余场恶战，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最终按期抵达。彼时，赵构驻军在济州，听闻一介“借补”小官竟有如此胆识与谋略，亲自召见并慰劳。李稙对答详尽敏捷，深得赵构赏识，盛赞：“得一士如获拱璧，岂特军饷而已。”（《宋史·李稙传》）。随即，李稙被授予承直郎，纳入康王府成为僚属。

此后，李稙为报知遇之恩，三次上表劝康王：“愿早正大室，以定人心，以应天意。” 每次都获康王奖谕，却也因此遭权臣汪伯彦、黄潜善妒忌。这份刚直与受宠，为他日后的仕途波折埋下伏笔。

宦海浮沉，守节退隐

靖康之变后，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建炎元年（1127），李稙先任东南发运司干办公事，不久便以奉仪郎身份调任潭州湘阴知县。面对金兵蹂躏与动荡冲击下的残破县城，他筹划有方、不辞辛劳，常开仓赈济灾民，让湘阴迅速恢复生机。

因政绩卓著，李稙经丞相张浚赏识推荐，先擢升朝奉郎、鄂州通判；他到任后立刻排船练兵，成功镇压马友、孔彦舟起义，再因张浚奏其战功，迁升朝奉大夫、荆南府通判。历经十年地方任职，他凭借才干升入中央，任户部员外郎，跻身国家财政权力中枢。

然而好景不长，正值秦桧当权，朝政昏暗。李稙不愿同流合污，愤然辞职，客居湖南醴陵，十九年间杜门不仕。

这段隐居岁月里，他清节如霜，常于渌江书院论学明志，以浩然正气滋养当地士林；即便身处江湖，与名士大儒胡安国父子、名将刘锜谈及国事时，仍忧形于色，始终以宋金和议为毕生之憾，尽显主战派赤诚。

晚年复出，孝忠两全

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薨逝，朝廷力邀李稙复出。宋高宗慨然叹曰：“李稙乃朕故人也”，欲加重用。但李稙因母亲年迈，婉言推辞，转而调任桂林军知州；不久又因母亲去世，二度归田丁忧守制。

待服孝期满，经钱端礼引荐，朝廷本欲派他远赴琼州（今海南岛）任知州。宋高宗体恤他年事已高，不忍其跋涉烟瘴之地，改任他为徽州知州。这份君臣相惜，让李稙得以在适宜的岗位上继续施展抱负。

徽州兴文，惠泽后世

在徽州任上，李稙留下了一段文治佳话。当时徽州地少人多，百姓竟寄望神灵解决困境，盛行淫祠、滥建祠庙之风。李稙到任后，以 “正人心、息邪说” 为己任，坚决革除陋俗，引导百姓放弃对神灵的盲目依赖，转而外出闯荡经商。这一举措，悄然为日后明清徽商的崛起埋下了重要伏笔。

他还亲笔题写 “新安郡” 三字，榜于南楼之上。揭榜当日，瑞雪纷集，徽州百姓皆以为吉祥之兆。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号称石湖居士。李稙到达徽州之后，范成大向其上书自荐，《上李徽州》谓：“荐士而束以文法，王公大人可以少愧，而草茅抱负挟持之才，亦可流涕太息，无复当世之望矣。又况法已大弊。”范成大的好学深思，令李稙另眼相看。

李稙亦善诗，工作之余便和范成大等文士一起宴集、赏花，次韵唱和。范成大《次韵知郡安抚九日南楼宴集三首》《次韵知郡安抚元夕赏体厅红梅三首》等诗作流传至今。范成大受其影响，诗境也发生转变。当李稙调任时，范成大在《送李徽州赴湖北漕》中，将李稙喻为“千丈松”，把自己喻为“孤竹”，毫不掩饰对李稙的依附之意。

因治徽有功，李稙随后频繁转任要职：朝请大夫、直秘阁学士、镇江知府，兼任江淮、荆江都大提点等，每到一处，皆以民生为重，政绩斐然。

鞠躬尽瘁，青史留名

绍兴末年，金人败盟南下，南宋再度面临危局。朝廷以李稙治理漕运有才略，任命他为京西河北路计度转运使。李稙积极谋划，建议宋军北伐水陆并进，通过运河输送粮草，受到朝廷倚重。北伐军很快收复了运河沿线的泗州及海州、唐州等六州。

孝宗乾道元年（1165），李稙调任江西提刑，主管省属各州司法、刑狱与监察事务，他严明法度，整肃吏治，让地方秩序为之一清；翌年（1166），他接连升任宝文阁直学士、江南东路转运宣抚使，兼摄建康军府，总领行宫留守司事。其间，他上疏陈述 《防江十策》，提出巩固根本、选拔精兵、利用地形、攻敌之短、招降纳叛等一系列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受到皇帝嘉许。史书记载《防江十策》内容：“固荆襄之藩篱，以立根基；慎择中军驻跸，以待雷霆；简拔劲卒，以壮军容；察勘险隘，以护黎庶；避实击虚，以制豺狼；厚赏招降，以分敌势。”句句切中防御与反攻的关键。宋孝宗阅后极为称道，当即以太府卿之职召他回京，欲委以更高重任。

此时的李稙已年迈体衰，难以承担中枢繁剧，遂请求辞官，以中奉大夫、宝文阁学士之衔回湖南养老。归田后，他依旧心系国事，常与胡安国、刘锜等旧友谈论时局，忧国忧民之心从未消减，终其一生为南宋议和而抱恨。

醴陵市渌江书院

最终，李稙以七十六岁高龄离世，朝廷追赠谥号 “忠襄”，表彰其一生忠节。他一生著述颇丰，有《临淮集》十卷，庐陵人胡铨为之作序，可惜后世悉数失传，仅存《访南山许真人故居》一诗：“穿云策杖岸乌纱，来访南山羽客家。九转既成丹灶冷，半池烟水浸桃花。” 诗中宁静超脱的意境，恰似他历经宦海风波后，那颗始终澄澈的赤子之心。

《宋史》为李稙立传，将他的事迹载入史册。从苏门受誉的少年才俊，到乱世中押运粮草的勇毅僚属；从抵制权奸的退隐高士，到晚年治政的老成能臣，李稙用一生诠释了“忠”与“孝”的重量、“节”与“才”的价值。在南宋初年的风雨飘摇中，他如一株劲松，扎根于家国大地，挺立起文人官员的风骨，成为那个时代里一束值得永远铭记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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