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国时期的社会如此脆弱,却能培养出那么多声名显赫的大师级人物?为什么有人说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呢?
1939年左右,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身份,三次发布训令要求西南联大遵守教育部门的新规定,包括:教育部批准的课程设置,统一全国高校的教材,进行统一考试等。面对这些新规,西南联大的教务会议决定立即写信抗议。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在信中慷慨陈辞,发表了著名的《抗辩书》。 冯友兰在信中写道:大学作为最高学府,包容万象,应该是在同一个目标下通过不同的路径去达到一致,不能只靠死板的规定来统一。只有这样,学术才会有所创新,才能不断进步。教育部对各大学的管理过于严苛,规定统一,却没有看到个别学校的特点。这是许多人无法理解的问题。 他继续说道:教育部作为政府机关,政策有时会进退不定,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应该有长期稳定的方针,不能轻易改变。如果大学内部甚至一门课程的设立或取消都需要听从教育部的指令,那就会受到部门内政策变动的影响,朝令夕改,怎么能保证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怎么能稳定学生的思想和意志?这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第三个问题。 经过一番争论,陈立夫和教育部最终做出了让步,允许西南联大对教育指令进行适当的变通执行,实际上意味着西南联大可以绕过这些规定,继续保持其学术自由。 1941年前后,国民政府要求所有担任院长职务的教授必须加入国民党。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得知后,坚定地对一位学生说:宁可不做这个院长!不仅如此,他还拒绝与已经加入国民党的教授同住,理由是:太别扭了,连想骂国民党都不自由。此外,著名学者陈寅恪在悼念王国维的文章中提到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冯友兰在抗战胜利后为西南联大所写的《碑文》则进一步为这所大学定下了基调: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治,这成为了西南联大独特的光荣品质。 为何这所经历战火洗礼、屡次迁移的大学会被中国知识界认定为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