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展开的一场激烈会战。日军在这场战斗中的伤亡超过了25.7万人，而中国军队则伤亡了40余万人，其中包括战死沙场的战士和被处决的将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阻止日军西进并保护九江和武汉的安全，国民政府成立了长江阻塞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布置了防守任务。为了保卫马垱和湖口要塞，第2、第3总队和陆战支队第2大队担任了这些要塞的守卫任务。 从兵力配置来看，马垱要塞的防守力量显得相当薄弱。实际上，守卫马垱的兵力仅有一个营，而装备最先进的武器不过是8门日本三八式七五野战炮，弹药数量也只是一个基数。这样的配置，显然与马垱要塞的重要性不相匹配，整体防御显得相当勉强。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江防守备司令部下辖的军队数量较少，难以将更多兵力集中到马垱要塞。其次，在马垱要塞与湖口要塞之间，还成立了一个马湖区要塞指挥部，李韫珩担任指挥官。基于这一点，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认为可以依靠第16军来补充兵力，于是没有加大对马垱要塞的投入。 实际上，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的这种安排并不完全错误。第16军军长李韫珩确实安排了一个团的兵力，第313团，驻扎在香口到东流以南的江边阵地，防止日军在这一带登陆。同时，第16军的其他部队也在马垱西南、太白湖南、彭泽地区布置了防线，还保留了一部分机动兵力，可以随时支援马垱要塞。 因此，马垱要塞的防线看起来相当坚固，既有牢固的防御工事，也有强大的兵力支撑，日军如果想从这里突破并攻击武汉，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但问题出在第16军身上。

在日军可能随时发动进攻的情况下，作为军长的李韫珩应该将防守工作放在首位，时刻保持警觉，并加强部队的战斗力。然而，他却在1938年6月10日左右，召集了马垱和彭泽两地的乡长、保长以及副职军官和排长，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训练。这样一来，原本处于前线的指挥官都不在阵地上，士兵们失去了主将的指引，局面一片混乱。 而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在两周的训练结束之后。训练结束时，李韫珩并没有立刻返回岗位，而是举办了一个结业典礼，并举行了一场大型聚餐。所有参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官都参加了宴会，导致第一线的部队几乎没有指挥官。 问题在于，正是这一天，日军开始了进攻。拂晓时分，日军悄悄用小艇在香口附近登陆，向第313团的阵地发起了突然袭击。由于该团的连队大多数只有一个排长和一个司务长，指挥体系极为薄弱，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很快，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迅速占领了香口，并组成三个突击组，抬着重机枪从太白湖向长山阵地发动进攻。

第2总队的指挥官在发现日军进攻后，立即指挥手下与敌人展开激烈反击，同时不断通过电话向马垱要塞司令部和马湖区要塞司令部报告，希望能够得到增援。然而，所有指挥官都在参加结业典礼，并且直到下午3时聚餐结束后，李韫珩才了解到日军已经开始进攻。 李韫珩很快做出了反应，命令第167师师长薛蔚英前去增援，认为日军的进攻很快会被遏制。然而，这一命令却出了大问题。李韫珩指示薛蔚英带领部队从彭泽经过太白湖东侧的小道向香口增援，而不是从彭泽到马垱的主干道前进。更让人困惑的是，李韫珩并没有派遣距离马垱更近的部队，而是选择了远在彭泽的第167师。 这无疑是李韫珩的致命错误，最终也应该由他承担全部责任。

在执行李韫珩命令的第167师师长薛蔚英身上，也有不少争议。如果薛蔚英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执行李韫珩的命令，那么他充其量只不过是执行了一个不合理命令的下属，最多是失去了进一步晋升的机会，可能不会面临更严厉的惩罚。但事实上，薛蔚英也收到了白崇禧的命令，当时白崇禧正在马垱湖口要塞一线视察。当马垱遭受日军攻击时，第2总队的指挥官向白崇禧报告了情况，白崇禧立即指示薛蔚英走捷径增援。然而，薛蔚英并没有执行白崇禧的命令，而是坚持按照李韫珩的指示行事。 结果，薛蔚英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前程，甚至丧命，成为武汉会战中第一个被枪毙的师长。薛蔚英真的冤枉吗？相较于李韫珩，的确显得有些冤枉。毕竟，他只是执行了上级命令，而李韫珩只受到了撤职处理。 时光流逝，50多年后，作为马垱守卫战的幸存者之一，杜隆基老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依然满怀愤慨：影响全局的是第16军，他（李韫珩）在马垱要塞和长山要塞的防御危机面前置若罔闻，不派兵力增援，最终导致这些阵地失守。这才是真正的责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