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在我国近现代战争历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之一，还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 在国共合作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促进与国民党之间的友好关系，曾派遣中共的教员前往国民党军校，向他们教授游击战的战术和方法。

尽管中共教员们怀着促进和平的良好愿望，倾尽全力地向国民党军官传授游击战的技巧，但国民党始终未能掌握游击战的精髓，更谈不上在实际战场上运用这些策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游击战是一种依靠袭击为主要形式的非正规战争，它具有很强的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速决性和群众性。

而毛主席曾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个字，简单明了地总结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其中，最容易被忽视、但又最为重要的，便是群众性这一特征。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提到过：人民的游击战争，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没有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这段话的意思是，游击战的主力并不是正规军，而是广大平民百姓。 列宁也在《游击战争》中说道：游击斗争是群众运动已达到起义状态，或是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之间的过渡时期的不可避免的一种形式……如果游击活动被压制，问题出在党的软弱无力，而不是游击战本身。

这表明，游击战并不是通过特意培养的武装力量来完成的，而是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一支军事力量。 与此相对，国民党所建造的军队，起初的目的便是学习德国、美国等军事强国的模式，组成一支高度正规的国家部队。

这些部队的军官要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士兵则要接受广泛的基础教育，从而保证整支部队无论是上到军官，还是下到普通士兵，都能完全符合军人的标准。 因此，国民党的部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割裂的。

当国民党军官接受中共教员的游击战术指导时，许多人感到惊讶，甚至对这些战略产生了轻视。这并非他们傲慢，而是因为游击战的核心理念与他们所接受的正规军事训练相悖。 在这些军官看来，军人的职责除了执行命令外，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国家和人民。而游击战则是要依靠人民群众来发起战争，这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军人身份会被削弱。

军人和群众在他们眼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受过正规教育的国民党军官，显然无法理解和接受中共教员的游击战术。 历史证明，中共在推广游击战这一战略时，展现了远见卓识。

尽管群众在某些时候可能显得无知和无力，但一旦他们在党的引领下团结起来，就能成为巨大的力量，足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毕竟人民才是国家的基石。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长期以来对待人民的方式更像是征服而非治理。以国共内战期间为例，国民党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口号，导致了无数共产党员的牺牲，同时也让无数无辜的百姓遭受残害。

在这种暴行的背景下，人民怎么可能支持国民党呢？ 即使在封建时代，群众可能处于无知和受压迫的状态，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他们意识到即使手持锄头，也能拥有改变命运的巨大力量。他们明白自己有能力推翻不公的政权。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千古名言早已被历史反复验证。当国民党终于认识到这一点时，局势已经无法挽回。 在解放战争中，中共军队虽然在装备上远远落后于国民党，但凭借着强大的士气，迅速击败了敌人，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这表明，军队的装备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军队的士气，而士气的根源，则是人民群众对军队的支持。 显然，国民党在民心上的劣势远远超过中共。当他们试图模仿中共开展游击战时，他们却发现，群众根本不会为他们所用，失去了群众支持的游击战就成了没有凝聚力的一盘散沙。

1936年12月，毛主席在陕北红军大学的讲话中提到：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必须抛弃并不是说游击战本身有什么无法克服的缺点，而是因为游击战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是妥协的产物，随着时代的进步，游击战将会逐渐被淘汰。 尽管历史证明了游击战的成功，但在中共初期的武装斗争中，他们并没有像国民党那样拥有训练有素的军官，也没有像德国或美国那样丰富的军备。他们唯一能依靠的，便是站在背后的广大人民群众。 因此，只有通过武装人民，组建以群众为主体的队伍，中共才能在当时的困境中确保共产党人要有属于自己的枪的目标。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已经不再需要人民亲自上阵作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摆脱了过去的压迫，成为了一个自立自强的民族。 如今，我们的正规军队已经非常强大，但它与国民党时期的部队完全不同。我们的军队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更是人民子弟兵。中国的军人虽然来源于群众，但他们始终不把自己与人民区分开来，他们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一员，背后有着十四亿同胞的支持，任何一声呐喊都将汇聚成强大的力量。 正是这样的军队，才能带领我们扫清困扰中华大地的阴霾，披荆斩棘，开创属于人民的新时代，并引领国家走向更为繁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