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要一部地图集

1954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天与吴晗坐在一起。他们谈话时说起《资治通鉴》，毛泽东说这部书写得好，不过，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又讲到读历史应有一部历史地图集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查看历史地名的方位。

吴晗想起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编绘过《历代舆地图》，内容相当详细，凡见于正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便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加以改造。毛泽东赞成吴晗的建议，就把这两件事都交给他负责办理。

会后，吴晗找范文澜、尹达等商议后，就请复旦大学谭其骧来京主持编绘工作。吴晗初步制定了计划，并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这封信一直藏在吴晗家中，直到“文革”初期才被取走。

编绘一部中国历代沿革地图，可说是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等历史地理学家创办的“禹贡学会”的夙愿。在遵义浙江大学期间，谭其骧曾经着手编绘，系主任张其昀也相当重视，校方还为他配备了助手，但他用以编绘的时间有限，资料的收集也相当困难，仅画成23幅，还只能用红黑两色印在土纸上。现在，谭其骧和他的同人们在学术上已趋成熟，应着毛泽东的要求和决定，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来到了！

当年11月，在北京成立了“杨图委员会”。此后，谭其骧和他的同事及协作人员尽了最大努力，到1966年5月底为止，图集的绝大部分图幅的初稿已经编出或备齐了资料。却因“文革”，工作停顿。

1969年5月6日下午，才获得“一批二用”两个多月的谭其骧，接待了两位《文汇报》记者。就因为这次采访，“杨图”编绘一事被再次提起。5月15日，复旦大学召开了恢复“杨图”工作会议，争取一两年结束。还提出要从备战的角度考虑问题。

忍辱负重

首先着手的是清时期图，当时主要是考虑“反帝反修”的需要，同时清图已完成的基础也比较好。

《文汇报》记者又来找谭其骧，专门采访了编图的问题。谭其骧直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边界问题是复杂的，一定要研究大量材料才能判断。但是有些人即使有了材料，也不一定判断得正确。这次参加工作的，几乎有一半是新手，恐怕会影响速度。另外在资料上也有些困难，有时必须看些外文材料，但熟悉外文的人不多。”

谭其骧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后来都被他不幸言中了。自1969年5月25日开始，谭其骧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还得参加各种学习、批判、劳动（日常劳动、下厂、挖防空洞等）、军训、学唱样板戏、补充交代问题、接待外调等等，所以尽管整天忙碌，能用于编图的时间往往并不多。如从6月16日到21日的一星期内，实际工作时间就只有13个半小时，8月份有一周只工作了3小时半。

谭其骧忍辱负重，在业务上尽量发挥作用，他写了清图、明图的编例，边疆地区编例，布鲁特和哈萨克的编图提纲，广西边界的处理方案，明代蒙古幅表示疆域政区的方案，明图西北幅增补疆域的建议，并校阅了全部图幅，虽然他还没有资格参加定稿小组。

最令谭其骧不满的是，由于主编负责制已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受到彻底批判，包括来“掺沙子”的红卫兵在内的一些人不但自己会在编稿中犯下莫名其妙的错误，还常常擅自修改他的编稿。但一旦被他发现，他还是不顾受到批判的压力，提出异议。

如1971年1月7日，他发现隋、唐图幅上的“大江”（长江当时的名称）已被改为长江，就向室负责人提出抗议，并写成书面意见；当晚又提出明以前灵州附近黄河应按《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的记载。可惜他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而且并非所有被改的编稿都能让他看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就这样留在以后内部出版的图集上。

△ 1960年代初，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编图人员合影，前排左五谭其骧。

总理指示：按历史事实画

由于图集涉及边界和民族方面的敏感问题，1970年1月谭其骧就接到任务，要他撰写有关送审材料，准备通过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上报外交部。

4月，北京传来消息：外交部已将送审图幅退回，但只是一般地看了西北与东北两个地区。总的意见是：边界地区政治性强，每个点一定要有充分的资料根据，不能搞错，现国界外的各点文字资料均要保存，以便于审查。

12月23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向各协作单位通报：接有关方面电告，清图送审报告和样本经周总理看后已转给康生，由他挂帅，并会同郭沫若、外交部、国务院科教组、历史所等组成专门小组审查。

当时确定的计划是：“力争七册图集于1971年12月26日这个光辉日子全部出齐，每册印1500本”。

1971年1月，该计划以复旦大学党委、工宣队、军宣队、革委会的名义上报上海市革委会，并申请当年经费55万元。由于已明确由郭沫若与外交部审查，此后复旦上报的材料都送郭沫若4份、外交部5份。

1971年4月27日，上海市出席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绳树山口头传达了周总理接见他们时对《中国历史疆域图》的指示。当绳树山问到送总理和张春桥的关于编绘《中国历史疆域图》报告有否批下来时，总理说：“春桥同志最近很忙，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当绳问历史上的边界问题如何处理时，总理说：“工作要继续抓紧搞好。关于边界问题，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还是按历史事实画出。我们画的是历史地图。应该反映当时统治阶级统治的范围，不必区分是否兄弟国家。”

5月18日下午，谭其骧路遇朱永嘉，朱给他看了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关于二十四史标点工作的文件，要他参加，并为这项工作把关。此后，审定二十四史校点稿成为他和研究室的主要工作。新任务又接踵而至：编写《秦始皇》《曹操》小册子，编写农民战争史，为毛泽东注释古籍名篇，编写《沙俄侵华史》，修改《辞海》中涉外条目，等等。这些工作大多要由谭其骧把关或审定，对地图的事则只是处理个别重大学术问题或编图中的未了事务。到当年底，编图工作基本完成。

外交部审图

1973年1月10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一次协作会议。由于谭其骧此前已被任命为历史系革委会副主任，并经常被当作复旦大学落实老知识分子政策的典型，所以由他代表复旦大学汇报工作。对他来说，这同样是一项痛苦的任务，因为他不得不说上一篇违心的话。

会上传达了如下的消息：周总理将图交外交部、郭沫若和历史研究所审阅，郭老为此专门召集了会议。毛主席已看到了地图。张春桥修改了《前言》的几个字。

会议决定将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作者则署名为“编辑组”，还要求各协作单位派代表参加定稿小组，作出版前的最后审定。

8月24日，谭其骧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向外交部汇报。自从《中国历史疆域图》的样本、有关边界的图幅和资料上报后，周恩来曾要外交部、郭沫若和历史所审阅。周恩来工作繁忙，不可能亲自过问，而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郭沫若年事既高，又不愿多发表具体意见，外交部和历史所也感到难以接手，所以审图的事久拖未决。张春桥急于在他手中完成图的编绘和出版，扬言如外交部不审就不用等，照样出版。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委派外交部余湛主持审图。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余湛作了很多插话。比如他提出：凡是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版图的地区，以后又独立了的，都定为割据政权。外交部的同志还在谭其骧起草的基础上提出了明以前图编绘的七条原则。

谭其骧回校后，花了几天的时间向学校领导写了一份近万字的书面报告，又在室内介绍了审图会议和与中国地理学会商定参加编纂《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的情况。1974年1月23日是春节，但学校已在准备传达中央一号文件，大搞“批林批孔”。谭其骧仅处理了一些紧迫的材料后，就又准备去北京了。

2月3日，朱永嘉要谭其骧坚持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不分色的原则，并提出：（1）工作必须抓紧；（2）不能只认中原王朝为中国，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应用同样颜色；若上报用分色、不分色两种方案，要求注明主张两种不同方案的单位名；（3）条例不要订得太死，以免作茧自缚。

外交部自然知道朱永嘉的意见实际上来自张春桥。朱永嘉还传达了张春桥意见：元明以上图不再交外交部审查。朱要谭其骧搞一份报告，写明审图会议有什么收获，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外交部审，用意显然是要将审图会移至上海，由编辑组自审，不再要求外交部负责。

地师级政治待遇

谭其骧于1974年4月4日到达北京，下午就参加了秦汉图的讨论，晚上开始看西沙、南沙资料。此后每星期三、六上午在历史博物馆举行审图例会，与外交部人员一起逐册讨论，其余时间内部讨论，或准备资料，或修改已审定的图幅，或协商解决问题，例会到5月18日结束。

5月20日，又在历史博物馆就西藏和堪察加半岛问题召开了一次汇报会。一个多月间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汉北边汉与匈奴、鲜卑的界线，东北玄菟、乐浪郡的东界；南海诸岛的画法；十二条编绘原则，上报编绘原则和图集的发行办法；葱岭以西回鹘改用黑汗，括注哈喇汗；唐代安南北界的画法；陈可畏提出的元明时堪察加半岛在境内的论据；元明西藏图；三国、西晋图将乌孙划出西域长史府；南海不注珊瑚礁等。

会议确定《中国历史地图集》由地图出版社内部发行，先出8开本，供领导同志和专业部门使用；然后出16开本，适当增加发行。

6月5日上午，外交部送来了周恩来、张春桥等作的批示。由于周总理已明确表态，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采用同一颜色等自然已不成问题；审图例会已经结束，也不再存在移往上海的必要；所以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央指示下达后应注意和应做的事项。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的8开本在年底印出，实际发行已在第二年下半年。1975年8月15日，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出了“关于做好专业单位《中国历史地图集》发行工作通知”。由于购买《中国历史地图集》8开本是地师级单位的政治待遇，当时也没有什么书可买，所以很快发售一空。但各单位都按规定严格控制，有资格用的人未必有兴趣看，所以不少单位买回去后就束之高阁。

第八册出版后，谭其骧等曾经问过朱永嘉是否应该呈送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领导，朱永嘉请示张春桥后得到的答复是，等出全后一起送。但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图集还没有出全，所以毛泽东其实没能看到这套他自己要求编绘的历史地图集。

（节选自《禹贡传人——谭其骧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