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有不少被称为司马第的古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天一阁主人范钦的宅邸。此外,镇海澥浦镇庙戴村也有一座司马第。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会冠以司马第的名字呢?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知道,明代并没有司马这一官职。那么,究竟司马这个称谓是从何而来的呢?要追溯到汉代的大司马一职。
汉代的大司马官职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在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功劳已无可加之时,在他们的官职上加上大司马这一称谓,但并未赋予金印紫绶。这两位大将军便被称为大司马大将军。此后,大司马和大将军逐渐成为两个独立的官职,其中大司马地位更高,实际上成为了百官之首。甚至在王莽篡位时,便是通过大司马的位置实现了自己的称帝之路。 东汉建立后,为了防止权臣过度集中权力,汉光武帝将政务中枢从三公府迁移至尚书台,尚书台的领导者是尚书令,下设六曹尚书(后来演变为六部)。与大司马不同,东汉的尚书令职务虽然位高,但品级较低,仅为千石,低于太守、国相等官员。东汉时期,除了开国大将吴汉曾担任过大司马外,这一职务长期未设立。到汉末,董卓重新设置了大司马一职,并任命刘虞为大司马。此后,权臣李傕和刘备也自封为大司马。可以说,东汉的大司马一职曾是最高的实权官职。 南北朝之后,大司马这一职务便消失了,直到明代才再次出现。那么,这一职务是如何在明代重现的呢?经过土木堡之变,兵部尚书于谦将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吸纳到兵部,内阁则地位更高,成为实际的军事长官。为了向古代的大司马致敬,明代人开始将兵部尚书尊称为大司马。这一称谓首次出现在《明英宗实录》中,记录了景泰元年(1450年)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苗衷被称为大司马。 明代的大司马并不等同于汉代的大司马。在两汉三国时期,大司马仅有一个,而明代的兵部尚书却有多个,甚至南京兵部尚书、挂兵部尚书头衔的总督等都被称为大司马。同时,兵部侍郎也常被雅称为少司马。两汉三国时期的司马一职是专指武职,例如刘备曾任公孙瓒的别部司马,赵云则是刘备的留营司马。在这种背景下,宁波地区的人们也开始用大司马来称呼一些重要人物。比如,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鄞县人张时彻(号东沙)便被尊称为南司马。在《嘉靖宁波府志》中,提到了南司马东沙张公。此外,明代澥浦庙戴村的刘洪,景泰年间曾担任兵部主事,他的故居也被后人称为司马堂进士第。而在今天,庙戴戴氏宗祠后面的一幢晚清建筑被命名为戴司马第,其主人曾是清代的兵部官员。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将兵部尚书与大司马相提并论,是一种不准确的类比。从官职性质上来看,汉代的大司马是武将,而明代的兵部尚书是文官;从数量上来说,汉代只有一个大司马,而明代的兵部尚书则不限人数;从品级上来说,大司马是最高的上公,而兵部尚书只是正二品;从实际管理层级来看,明代的内阁大学士相当于汉代的尚书令,兵部尚书更应该对应六曹尚书。 因此,明代的大司马并不等同于汉代的大司马。事实上,明朝的最高武职是大将军,但在大将军之下,仍有许多文官将兵部尚书称为历史地位更高的大司马,这显然是一种误用。对于这种现象,朱寿等大将军恐怕会感到不满,直言你们礼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