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顶层治理结构常常让人感到困惑,不仅部门繁多,职能交叉,而且权责划分似乎也不清晰。那么,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国民党的制度设计,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和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执会)下属的机构:中政会负责政治事务,军委会负责军事事务,而中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则专门处理党务。 然而,问题在于,中政会的大部分委员同时也是中常会的委员,这使得中政会的地位一度与中常会不相上下。特别是在1928年10月,国民党通过了《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赋予了中政会立法、决策以及人事任命的最高权力,并且中政会的决议直接交由国民政府执行,因此它也被称为太上政府。
中政会表面上有两个监督者,一个是中执会,另一个则是国民党总理或总裁(例如,蒋校长在1938年通过国民党全国临时大会当选为总裁)。由于中政会的委员大多也是中常会的成员,因此中执会对中政会的约束力非常有限,只有国民党总裁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指导与制约。 这种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受到了极大制约,国府主席的角色更多是象征性的,因此蒋氏并不太看重这个职位。 进入到1930年代,随着国民党规定所有中央执行委员(中执委)、中央监察委员(中监委)都自动成为中政会的委员,甚至候补委员也可以列席中政会和中常会,导致中政会和中常会的权力逐渐走向形式化,变得不再具备实际的权力。 也就是说,193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党失去对大陆的控制,实际上党和政府的权力逐渐集中在军委会和总统身上,而中政会和中常会逐渐成为一些名义上的、荣誉性的机构和职衔。 谈完了国民党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权力结构变化,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党务层面的情况,这个部分更为复杂。 在党务管理上,国民党设立了非常繁琐的层级结构,理论上是这样的:总裁——中常会——中央党部——省、市党部——县党部——区分部等。而实际的党务工作则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负责,这也是蒋氏在党权上控制力有限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35年,国民党召开了五大,其中中执委的选举引发了广泛关注。当时,陈立夫在党务的掌控上有着巨大影响力,最终他获得的选票比蒋校长还多出五票,这一结果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讨论。在随后的操作下,蒋校长最终以反超陈立夫五票的方式赢得了选举。 总体而言,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制度设计,蒋氏在政治尤其是军事层面的控制非常牢固,他奉行功利和实用主义,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智慧,然而他没有太多关注党务这一层面,没想到的却是,正是国民党在党务方面的无力,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