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为了达到其战争目的，实施了极为残酷的细菌战。在这场可怕的细菌战中，许多无辜百姓死于非命，成为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日本军医林茂美的供词，揭示了当时日军在中国的暴行，重现了这段黑暗历史。

1942年12月，林茂美被调到日军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担任检查助手和书记员，军职为卫生曹长。防疫给水班的表面任务是负责防疫和水质检查，帮助因鼠疫等疾病受害的难民，防治水源污染等问题。实际上，这个班的工作完全与防疫无关，反而是在培养并散布细菌，以达到杀害中国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的目的。

在防疫给水班的细菌室，林茂美的任务是培养和化验细菌。当时，日军主要培养的是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结核菌等细菌，有时还会培养流行性脑膜炎菌。林茂美亲自培养了多达80支玻璃管的细菌，其中包括30支霍乱菌、10支结核菌、10支赤痢菌、30支伤寒菌、5支脑膜炎菌和5支流行性时疹菌。这些细菌的原始样本是从济南同仁会防疫所取来的，每支玻璃管装有1-2毫升的原菌。虽然原菌的数量不多，但它们的致死性极强，例如霍乱菌，一支玻璃管就足以杀死100多人。 防疫给水班通过培养这些细菌，生产出大量的细菌武器，这些细菌随后被日军用来进行生化战争，残忍地杀害中国的民众。

1943年2月，泰安县爆发天花，给水班派遣林茂美和两名军医前往泰安。在那里，他们以“救治”为名，欺骗了两名患天花的妇女，注射了伤寒菌。两天后，这两名妇女并未死于天花，而是死于伤寒。随后，7月，日军闯入泰安的小学校，强行从30名学生和20名平民身上抽取约2克的血液，带回给水班做实验。8月下旬，日军再次侵入泰安县万德村，进行细菌实验，300多人被迫注射了赤痢菌，许多人因此丧命。

这种零星的实验远不足以满足日军的需求，因此他们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投毒实验。1943年8月至9月，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在山东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霍乱菌，具体做法是将细菌倒入卫河，再用开堤的方式让河水流入各地，从而通过河水扩散细菌。林茂美亲自将霍乱菌交给了第44大队的军医柿添忍，并一同将30支霍乱菌倒入河中。细菌随着河水迅速蔓延，造成了大量百姓死亡。根据给水班的调查报告，仅馆陶地区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25291人。由于日军不允许做进一步的调查，最终的死亡人数无人知晓。

1943年9月上旬，师团长细川中康命令第44大队再次挖开卫河河堤，将含有霍乱细菌的河水引向临清和河北地区。通过这种方式，病菌迅速传遍周边村庄，致使大量无辜民众感染霍乱。根据后来的调查，这次中毒人数超过了10万，绝大多数是沿河的无辜村民。

同月中旬，大队长广濑利善带领500人的队伍在东昌、梁水镇一带展开“扫荡”，他们发现大量因霍乱而死的中国民众，很多人还在奄奄一息地挣扎。在梁水镇的一个村子里，林茂美亲眼看到40名年轻的中国人因霍乱死去，他们的身体已经没有人形，最后死于病痛折磨。军医柿添忍在查看各地的病情后，向上级报告称：“所有村子里都有霍乱病人和死者，日军甚至找不到可以宿营的地方。”

据柿添忍的报告显示，这一带的村庄几乎全被霍乱摧残，人口大量减少，能够反抗日军的民众也所剩无几。9月20日，细川中康命令林茂美调查霍乱初发地南馆陶及其附近居民的情况。林茂美带领几名兵员进入南馆陶，检查了10户居民的家中，发现有20多名中年男女患上霍乱，症状表现为剧烈呕吐和严重脱水，这些人最终都死于霍乱。

9月28日，林茂美再次被派往临清县检查霍乱情况。在随机抽查的20户人家中，他发现30名患者，其中大多数人都是老百姓，并非抗日军人。这些人无力支付医药费，而且由于战时药品受到管制，他们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最终，这些无辜的百姓全都死于霍乱，而这样的惨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林茂美的供词是他于1954年10月7日在战俘营所写的，他在战俘营已被关押了7年。由于他的罪行相对较轻，他幸免于极刑。对于自己参与的这些暴行，林茂美深感愧疚，他表示，自己无比悔恼，尤其是看到无辜的中国百姓死于自己的手中。他希望能够通过赎罪，为和平做出一丝贡献。 与此同时，其他被俘的日本军医，如难波博、矢崎贤三等人，也在同年写下了悔罪书和供认状，他们交代了在1943至1944年间，利用霍乱菌毒害20多万中国农民的事实。 这些日本军医的供词，揭露了日军当时的残暴行径，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为战争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日军在抗日战争期间，采用了最为残忍的细菌战和毒气战，致使大量无辜百姓死于非命。这些罪行，永远是历史的伤痛，无法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