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能需要花费较长的篇幅，还请各位读者耐心翻阅。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玄宗一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更是整个唐朝历史上的重大转折。这场动乱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有一个因素却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宰相张说所推动的军事改革。

那么，张说究竟是谁呢？他是唐朝的一位重量级宰相，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有非凡建树，曾三度出任宰相。在唐玄宗李隆基从太子登基，成功铲除太平公主的政治阻碍过程中，张说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他后来复出并被唐玄宗重用，也就不足为奇。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被任命为首席宰相。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主持泰山封禅，二是进行军事改革。当然，他还涉及修史工作，并在文学上造诣颇深，《全唐诗》就收录了他的293首作品。但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毫无疑问是军事改革。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张说向唐玄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裁减边防军二十万。当时他在边疆任职多年，对边防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唐朝的边防军总数约为六十万，一次裁掉三分之一，绝非小事，而是一次彻底的重组。张说如此劝说唐玄宗：“那些边防戍卒，其实并非真正捍卫边疆，而多是将帅们的私人武装，随意驱使的工具。兵贵精不贵多，要想御敌制胜，并不需要这么多。与其让他们浪费劳力，不如回家耕作。陛下若不放心，臣愿以阖家百余口作担保。”——《旧唐书·张说传》。

正因为张说对边防军状况有充分了解，他才敢拿全家性命做担保，建议裁军二十万。这二十万兵卒回家务农，不仅是军队精简，更为国家增加了农业劳动力，可谓利国利民。唐玄宗批准了这一建议，二十万唐军卸甲归田。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何士兵数量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与当时实行了170多年的府兵制有关。府兵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是农民，闲暇时训练，战时上阵作战。出征时，府兵需自备武器和马匹，全家编入军籍，免征税，还分配田地。 表面上看，府兵制确实有优势：它最大化地利用人口劳动力，尤其在生产力有限的年代，农业劳力尤为珍贵。耕作与战争，是隋唐之前每个朝代最重要的事务。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有兵部、民部，唐朝虽名称不同，但耕战依旧是国家核心。

然而到唐玄宗时期，问题开始显现。一方面，高宗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破坏殆尽，府兵赖以生存的田地被豪强夺走，他们无法边耕作边作战，不少人为了逃避兵役选择逃亡。另一方面，唐帝国疆域辽阔，从东南调动府兵到西北，战时农田早已荒废。相比之下，隋唐之前政权小，府兵制运行尚可。 因此，府兵制已不适应唐玄宗时期的现实需求，逃兵成风，几近名存实亡。这时，张说的第二项军事改革应运而生——从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他提出面向全国青壮年公开招募，不问出身，并提供优厚待遇。由于唐玄宗早期在姚崇、宋璟两位名相治理下国富民强，募兵资金并无太大压力。这种更切合实际的募兵制，很快获得成功。 尽管历史上鲜有记载，但张说的这两项大动作，绝对称得上是军事改革。无论是裁军二十万，还是改府兵制为募兵制，都在公元722年启动，初期实行府兵制与募兵制并行，但募兵已成为主力。然而，正是由于改革不彻底，三十年后安史之乱才有了伏笔。 张说在说服唐玄宗裁军时，已经触及了一个严重问题：边防军已成为将帅私人工具。而这种现象，根源正是募兵制。

唐玄宗采纳张说建议后，大量扩充军镇，设节度使，赋予其军事、财政和监察权力，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统兵四十九万。而中央兵力仅十二万，战斗力有限，形成了中央弱、边军强的格局。 考虑到唐玄宗时期对外战事频繁，需要对付吐蕃、突厥、南诏、契丹等少数民族，这样部署原则上无大问题。问题在于，为了确保军队行动顺利，唐玄宗放松了对节度使的制约，过度信任他们，最终埋下了安史之乱的祸根。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统兵三万七千五百；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兼任范阳节度使，统兵九万一千四百；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兼任河东节度使，统兵五万五千。到751年，安禄山掌控兵力达十八万，占唐朝边防军约四成。 安禄山能够获得如此权力，根源仍在唐玄宗的极度信任。即便安禄山已开始作乱，唐玄宗仍不愿相信消息。募兵制的兴起，使边军更多地与将领形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关系，只认将领不认天子。各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难掉的局面。 回过头看张说的军事改革，尽管他已意识到边兵不归朝廷所有，却未能根本解决这一弊端。裁军和募兵制改革虽解决了外部威胁，但内部问题日积月累，最终让节度使权力过大，甚至导致直接造反。值得注意的是，从722年的改革到755年安史之乱，仅三十三年，皆为唐玄宗主政时期。如果张说当年能推动更彻底的改革，加强对节度使的约束，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毫无疑问，从纯军事角度看问题，还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治：唐玄宗宠爱杨贵妃，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小人为相，后期政治昏庸，才是真正根源。唐朝之后，府兵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募兵制成为主流，并逐步完善，将领仅保留军事权力，不再掌控民政。 总体而言，张说的军事改革本身还是成功的，但不够彻底，留下了安史之乱的制度漏洞。考虑到这是府兵制向募兵制的初期过渡阶段，苛责未免不公。但毋庸置疑，这也是张说尽管文治武功俱佳，却未能跻身唐朝四大名相，逐渐被历史淡忘的原因之一，令人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