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王伟凯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汇集地,近代以来,天津教育发展颇为兴盛。除新式普通学校教育外,专门的近代化医学教育也引进天津,明显标识就是北洋医学堂和北洋军医学堂的创建。
北洋医学堂又名天津医学堂,始建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一月,地址位于天津市海大道(今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学堂按照西方医学校的标准设置课程,并聘请中外医生担任教习,当时的《教务杂志》曾评论“医学堂的开设,开辟了中国教育的新领域”。北洋医学堂培养的学员有些后来就教于北洋军医学堂。
除北洋医学堂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袁世凯在天津又创办了北洋军医学堂,作为专业培养军医的学校,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列入优等学生,派赴东西各国学习专门,由官给费,列入次等者,则发给文凭,派赴各营充当军医”。
北洋军医学堂的创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对军医情况很是了解,到任伊始,就上奏朝廷强调培养军医的重要性,“军政之不振,多由军学之不精,实由科学之不讲。东西各国,崇尚教育,医计器械皆设专科,以专科之学问,定军佐之职司,是以士饱马腾,虽裹创舁伤而愈奋……臣援遵照新章,参酌西法,谨于武备各学堂外,区设专门各学堂,曰军医学堂。”翌年九月,清政府批准在天津设立行营军医学堂,“以为养成军医人材之所”并命名为北洋军医学堂,同时任命天津候补道徐华清(北洋医学堂首期毕业生)为总办、唐文源(北洋医学堂二期毕业生)为监督,聘日本二等军医正平贺精次郎为总教习,正式启动招生工作。“北洋军医学堂奉委凌太守(天津知府凌福彭)招募学生一则,业志本报,兹闻定于二十一日起,所有赴府投考者,均须开明年貌、三代、籍贯、取具、妥保,凌太守一面挑选,一面订于十一月初二日在辅仁书院(今天津红桥区西北角文昌宫)当堂会考。”
关于考试题目,当时的《大公报》(1902年12月6日“中外近事”栏目)进行了详细报道,“军医学堂于初二日在辅仁书院招考学生,兹闻是日辰时,总办徐观察华清、天津府凌太守并日本教习诣场监试,投考学生百余名。今将各题录下,汉文题:直隶海口及内地防疫办法愿闻大略;英文题:水学化学翻译一篇、算学一篇;法文题:祝军医学堂文题一篇;日文题:水学化学翻译题各一篇。”通过考题可见,本学堂对考生的外文水平要求颇高,且需要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者才能应对考试,所以报考的学生多是在同文馆(清末建立的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专门外语学校)学习过的生员。
北洋军医学堂设立之初,就做了修建校舍的规划和准备,如将水师营地旧址(今天津市河北区金家窑)划为军医学堂地基,但因修建需要时日,开学又迫在眉睫,于是便将天津东门外南斜街原浙江海运局作为临时校舍。学堂开办后,袁世凯感觉“海运局地甚狭小”,于是一度将学堂迁至陆军医院内(1901年袁世凯在天津编练北洋常备陆军时设立),同时又与北洋医学堂协商,拟借用该学堂地方,然由于其所能挪让者“又为铁路局办公之地,一时未能腾让”,遂议定“在三叉河口东关地”另建新址。
北洋军医学堂的发展
由于当时社会比较封闭,人们对近代医学认知基本处于懵懂甚至盲区,于是在1903年出台的《军医学堂章程》中,就推行近代医学向社会进行了解释,“军医专习西法,行军所需药物以简为要,华医药味太多,不易齐备,不若西医用法捷而备药简也。”“军医以伤科为重,凡跌打损伤等症,中医旧传有妙法验方,亦须学习,以助西法之不足。”
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根据教学需要,学堂决定增设解剖学科,由于解剖学是一门实操课程,而当时“中国风气未开,不敢骤然试验,仅以猪羊等畜代之”。1906年,总教习平贺精次郎“以解剖课程仅系纸上空谈,不若实行经验,特从外洋购来全蜡人型一具,令各学生一一拆卸,复一一安接,以期久久习验,洞悉人身作用”。
北洋军医学堂的易名
1906年11月,清政府组建陆军部,其下设军医司,掌管全国陆军的卫生、医疗、医药和军医教育等事项。1907年陆军部接管北洋军医学堂,正式易名为陆军军医学堂,并修订公布了《军医学堂试行简章》。清政府灭亡后,陆军军医学堂改称陆军军医学校,仍隶属陆军部,“内部一切悉仍旧。”
1913年夏天,学校因在册学生已达310名,为强化军事意识,将全校学生编为3个连,实行军事化教学管理。每周放假一天,星期六下午二时回家,但星期日晚八时前必须返校,宿舍每间住六七人,晚上自习到十时睡觉,均以军号为准。1914年开辟药用植物园,以增补学生普通医药学科知识,时人曾赞,“凡医、药等科,所应具者已大致布置完备”。
1916年,陆军部决定在陆军军医学校开办本科及研究、补习各科,但鉴于校舍偏狭,决定迁校北京。1917年春,在北京朝阳门内北小街东四六条胡同东口的富新仓旧址一带开始建校,1918年12月新校址竣工后,学校迁往北京。1933年5月又奉令迁至南京,1935年8月更名为中央军医学校,作为黄埔军校附属学校之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该校又先后迁往广州、桂林和贵州安顺等地。抗战胜利后迁至上海,后转往台湾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