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高振普是周恩来总理的贴身警卫,深得周总理和邓颖超的信任。周总理和邓颖超去世后,许多重要事务都是由他亲自处理的。对于周总理去世后的种种情况,高振普心里充满了痛惜与遗憾,尤其是周总理走时穿的仍是旧衣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生命最后的旅程** 1970年秋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再次带着夫人来到中国。10月19日,周恩来和斯诺谈话时,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他说:“文化大革命让我身体受损,所以现在需要注射球蛋白;睡得太少让我健康日渐衰弱,近4年心脏有问题,现在已经73岁了。” 通过这次谈话,能感受到周总理的疲惫。实际上,在“文革”之前,周总理的身体一直很好,他从小习武,工作再忙也很少生病。但自从“文革”开始后,长时间的劳累和内心的焦虑导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1967年2月,周恩来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次日,几位领导和工作人员在他办公室门口贴上大字报,建议他多休息,保重身体。周恩来看到后,签字回应:“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然而,紧急的工作任务使得周恩来几乎没有时间休息。1967年4月,在处理广交会事务时,周总理连续工作了84小时,因过度疲劳和长期睡眠不足,导致心绞痛和室性早搏。此后,周总理每晚都需要吸氧,并且办公室外始终有医生和护士值班,随时准备抢救。 由于许多工作人员的调动,到1968年,周总理身边只剩下了两位秘书,一位是钱嘉东,另一位是刚调来的年轻人纪东。有一次,周恩来接待外宾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了,其他的都去支工支农了。每天24小时工作,一个人必须工作12小时,我不能让他们不休息啊,晚上我让他们回去,剩下的事情我自己做。” 周恩来的秘书赵炜回忆说:“周恩来那些年工作特别繁忙,常常日夜颠倒。邓颖超睡觉时,他还在忙,第二天早晨邓颖超吃饭时,他才起来。” 1967年9月24日,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每天早上8点左右,我就感到精神不济,手发抖。”几天后,在写“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时,他因手抖严重两次未能成功写完。 在特殊时期的压力下,周恩来面临着越来越多复杂棘手的事务,他始终无法放下工作,心脏病也因此愈加严重。到了1972年,癌症悄然侵袭了他。 1971年6月,周恩来的尿液中开始出现便血,直到1972年5月,经过检查,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但繁重的工作仍未给他带来休息的机会,反而使工作量不断增加。 1973年1月5日,周恩来出现大量便血,情况十分严重。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主持会议,并全力争取解救邓小平,恢复工作。 直到1973年3月,邓小平的事情基本处理完,周恩来才将治病提上日程。他向毛主席请了两周假,前往玉泉山接受治疗,病情才得到了些许控制。 然而,工作依然未曾停止。统计数据显示,1974年1月至5月,周恩来每天工作时间极长,多次连轴工作,身体的负担愈发沉重。3月,周恩来到医院检查,癌症复发。 这种工作强度,健康人都难以承受,何况周总理已经病入膏肓。然而,他依然不愿停下脚步。在医生的劝说下,直到6月1日,周恩来才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但即便住院,他依然工作不停。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周恩来经历了十几次手术,每隔40天左右就做一次手术。尽管如此,他依然尽力维持工作与治疗的平衡。 1975年,突尼斯总理努依拉访问中国,周恩来虽然刚做完手术,依然坚持见他。而当时,周恩来的脚已经肿得无法穿皮鞋,只能穿布鞋。 临终前的几天,周总理已经无法清晰表达,他的妻子邓颖超成为了他的“翻译”,将他的话传达给别人。后来,邓颖超也听不清他的话,才叫来了秘书赵炜一起帮助翻译。 1975年12月20日,周总理与罗青长交谈了20多分钟,之后昏睡过去。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突然去世,连妻子邓颖超最后一面都未能见到。 **总理走的时候穿的旧衣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按照周总理的遗愿,邓颖超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三个要求:不举行遗体告别会、不举办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这些要求早在1956年周恩来与邓颖超讨论推行火葬制度时便已商定。周总理曾亲自推平家族坟地,以示对火葬的支持,坚决要求不保留骨灰,想要做全国人民的榜样。 当邓颖超提出这些要求后,组织上并不愿意答应,表示即使从周总理开始,全国人民也难以接受。最终,邓颖超亲自找到毛主席,毛主席含泪同意了最后一项要求——不保留骨灰。 大家都熟知的周恩来,总是身着笔挺的中山装,风度翩翩,威严中带着亲切。高振普回忆周总理时说:“周总理从不追求新衣服,只是特别爱干净,即便快去世时,他的双腿已经肿得像象腿一样,脚掌变形,但他依然坚持穿着鞋见外宾。” 周总理去世后,按照习俗应给他准备寿衣,但邓颖超坚持从周总理的旧衣服中选最好的一件。大家翻遍周总理的衣柜,发现所有衣服都是打补丁的,甚至连内衣也有补丁。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件没有补丁的灰色尼绒中山衣,周总理的旧衣服成了他最后的“寿衣”。 当大家送衣服到医院时,负责后事的韩宗琦医生非常生气,质问大家为什么不做新衣服。得知原因后,他虽然不满,但最终还是尊重了邓颖超的决定。 **与祖国融为一体** 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后,灵车缓缓驶向八宝山,长安街上,数百万群众前来送别。1月的北京异常寒冷,邓颖超为了不让群众久等,建议加快车速,但灵车行进仍然缓慢,半小时的路程竟然用了一个半小时。 周恩来遗体火化后,邓颖超决定撒骨灰,她亲自选定了四个地方,并嘱托高振普、赵炜和张迎树等人去执行。第一把骨灰撒在北京的上空,周总理在这里工作了27年,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并与这座城市的人民一起度过了许多岁月。 第二把骨灰撒在了密云水库,这里是周总理最关心的水利项目之一,周总理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的入海口,这是周总理青春和革命火种的起点,也是他与邓颖超相遇的地方。最后一把骨灰撒在了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这里是周总理的故乡黄河流域,他曾深情地怀念母亲与家乡。 1976年1月16日,高振普等人完成任务,顺利返回,周总理的骨灰已撒向四方,永远与祖国同在,融入大地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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