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鄂君启金节（又称“鄂君启节”）共五枚。1957年4月，安徽寿县农民在城东丘家花园复堤工程中取土时发现一枚舟节、三枚车节，由安徽六安专区文物普查工作队征集。1960年，在蒙城县新集公社又征集到一枚舟节，据捐献者说也是在寿县出土。李守奎认为，鄂君启节的出土是继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青铜器铭文之后，楚铜器铭文的第二次重大发现。五枚金节现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博物院（安徽省文物鉴定站），其中安徽博物院收藏的是寿县征集的两枚车节和蒙城征集的一枚舟节。

鄂君启金节为青铜质，剖竹形，中间竹节部分分器面为上下两栏，上长下短，又阴刻八条直栏。表面有错金铭文，自右向左、从上往下跨竹节贯通连读，字迹金光烂然，笔画熟练劲秀。该器自铭为“金节”，又有“舟”和“车”等不同内容，可分为舟节和车节两组，各组内形制和铭文基本相同。安徽博物院现存的一枚舟节长31厘米，9行，行18字，共164字（含重文1，合文1）；两枚车节分别长29.5厘米、29.6厘米，均为9行，行16字，共148字（含重文1，合文2）。

根据铭文首句的大事纪年表述“大司马卲（昭）

（阳）败晋帀（师）于襄陵之

（岁）”与《史记·楚世家》怀王六年的记载“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合证（魏自晋出，故铭文以“晋”称“魏”。铭文言昭阳为“大司马”，文献为“柱国”，郭沫若先生认为前者是攻魏时的旧职，后者是破魏后的新职。该事另见于《史记·魏世家》《战国策·齐策二》），知鄂君启节是公元前323年楚怀王颁发给鄂地封君启的水陆经商通行、免税信物。

节铭篇幅较长，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楚国的商业、交通、地理、符节制度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关于节铭最先发表的论文和图片，见于《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郭沫若先生的《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和殷涤非、罗长铭先生合写的《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节铭后又吸引了于省吾、商承祚、朱德熙、李家浩、裘锡圭、李零、吴振武、陈剑、冯胜君、谭其骧、黄盛璋、陈伟等一大批著名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释读考证。截至今年，鄂君启金节已出土将近七十年，李家浩认为铭文中仍有个别文字和地名的释读需要进一步研究。

鄂君启金节铭文体现了战国文字剧变下的楚文字书法新风。战国时期，东方各国通行的文字跟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传统的正体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俗体的流行，主要运用了线条简省、删简形体、删简偏旁、共用笔画和饰符繁化等方法降低文字的象形程度。鄂君启金节铭文通过一系列高超书写技巧，巧妙地解决了俗体字在郑重场合使用的矛盾。

首先，鄂君启金节的书法受西周中期以来的篆引传统影响，线条均匀，转折圆转，纵向体势修长。但书手又使横向体势稍微倾斜，每字右侧笔画稍稍高于左侧，保持一定斜对角线结构，欹侧摇曳，雄健险峻，在行列有序的行款框架内释放出灵动随性的书写感，显得既严谨又活泼。

其次，鄂君启金节的书法还受春秋装饰风尚的影响，其铭文直竖和弯竖笔画多采用西周春秋金文常用而楚简日常俗体书写中不常使用的肥笔圆点饰符，其形状呈填实圆形，较多且较明显，如点点繁星，既增强文字重心，又具有强烈装饰意味，显得既复古又创新。

最后，舟节和车节同一个字还出现了大量异体和稍微改变笔画的文字异写现象，以达到避重求变的目的。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书手具有强烈的自主审美意识。郭沫若认为“东周而后，（钟鼎铭文——文章作者加）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

鄂君启金节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西周以来金石正体与简牍俗体之间的壁垒，以最昂贵的材质与工艺为民间笔法“加冕”，成为书法史上“俗体正写”的早期典范——它既承接了西周大篆的字法传统，又开启了楚系简帛书法中简化、繁化、异化等“隶变”先声，形成了一种非篆非隶、非夏非夷的混融性书法特征，堪称篆书向隶书过渡链环中一枚兼具复古精神与革新魄力的关键标本。

【作者单位：安徽博物院（安徽省文物鉴定站）学术研究部】

（本文刊发于2026年《书法报》第18期3版，责编鲁清清，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