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并不是1840年突然爆发的战争，它的前史可以追溯到60多年前的中英之间贸易失衡，英国试图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但清朝秉持的心态是“我为什么要跟你谈判？我多赚点钱，你看着不顺眼吗？”正是清朝拒绝与西方谈判的立场，最终引发了中西之间的深刻矛盾。

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今之变》作者马勇看来，鸦片战争并非一次突然爆发的军事冲突，而是长期中西贸易严重失衡、谈判机制缺失后累积的结果。马勇认为，鸦片战争的本质是一场由“贸易问题”引发、并最终外溢到制度与文明层面的冲突。

2026年1月14日，“坐看云起——搜狐文化2025年度阅读沙龙暨年度好书发布会”在北京开幕。搜狐文化编辑部在会上发布了21种年度好书，并邀请年度好书创作者马勇、谌旭彬、任剑涛、林桥津、顾超等学者参与沙龙对谈。对谈共设置三场，主题分别是“昨日的世界”“今日的世界”“明日的世界”。在“昨日的世界”对谈中，马勇系统阐述了他对近代中国历史转折点的理解。以下为总结。

18世纪才是历史“大节点”

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常被描述为一个“超稳定结构”，也就是社会形态几千年基本没有变化。马勇认为，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强调中国的社会结构层面的稳定性时——但它忽视了历史中深层次的动态变迁。

他指出：“变，本身就是常态。”中国历史的变革，并非局限于表面结构的波动，而是贯穿于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深层次变动。

从殷周之变、周秦之变到唐宋之际的变化，中国历史实际上从未静止过。每一场变革都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挑战，而这些挑战推动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深刻转型。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古今之变”则发生在近代，特别是在18世纪。

马勇在《古今之变》中明确指出，18世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强调，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在航海探索后开始进入殖民扩张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交往与联系大幅增加，特别是中西之间的接触，从此开始愈加频繁与直接。

“18世纪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节点，西方和中国的联系从这一时期开始变得更加紧密，而这种变化带来了新的变量。”马勇解释道。

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变动并非简单的战争与冲突，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经济和文化结构变革。大航海时代促使全球资源重新配置，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逐渐加剧，成为日后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之一。

从巨大顺差到严重摩擦

18世纪，随着贸易量的迅速增加，尤其是通过粤海关的档案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我的东西好，你买吗？”这种自信的态度，展现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

然而，马勇指出，这种贸易顺差并未被朝野视为一个问题。清朝的决策层认为，既然中国有优势，西方国家必然会愿意购买中国的商品。

“但是问题在于，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已经无法长期承受这种贸易失衡了。”马勇强调。他特别指出，鸦片战争并不是1840年突然爆发的战争，它的前史可以追溯到60多年前，英国试图通过谈判解决这一贸易失衡的问题。

这60年的时间里，英国试图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以缓解贸易逆差，但清政府的态度始终坚决——拒绝谈判。

马勇用一句话总结了清朝的核心立场：“我为什么要跟你谈判？我多赚点钱，你看着不顺眼吗？”正是这种拒绝谈判的态度，最终将本可以通过外交协商解决的问题，发展为长期的底层摩擦，并逐步升级为军事冲突。

从“打不过”开始的近代反思

马勇指出，当时的中国认为自己不需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大规模的谈判。然而，鸦片战争一旦爆发，且“打又打不过”，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才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马勇表示。在战争后，中国开始意识到，除了“坚船利炮”的军事实力，中国还必须面对更多层面的挑战。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制度层面，从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国际层面，从“天朝上国”跌入被歧视的旧东方国家，并重新学习如何进入世界体系；社会层面：在短短两百年内，从一个农业文明迅速转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勇认为，这一切并非仅仅是某个局部的改革，而是一个深刻且仍在继续的转型过程。他特别强调，历史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不断逼近真相的过程。

在谈及历史的写作时，马勇重申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历史并不存在唯一、不可讨论的答案。“历史已经发生，过去无法改变，但历史真相本身很难完全抵达。”他表示，学者的责任首先是对事实和良心负责，而不是为了某种既定叙事进行辩护或掩饰。他的写作态度，也贯穿于《古今之变》一书中：“能说到哪一步，就说到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