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中

距今3700多年前，洛阳盆地北面，邙山的一处高岗之上，夏王少康面南而立。洛河经山下浩浩东去。南面，伊水两岸双峰耸立，如同门阙。西面，晨雾尽头是狭长的函谷，直通关中盆地。

根据古文献记载，夏是中国第一个王朝，是王权世袭的开端。

开辟九州的禹，为天下苍生栉风沐雨，披荆斩棘。此后的数代王者，有奋发与开拓之主，也有失德和流亡之君。

几十年前，先王太康在一次田猎活动中，被东夷的后羿突袭，下落不明。太康失国之后，他的五个兄弟辗转流亡，在洛水边悲吟《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如今，东夷之人已经被降服。少康夙夜匪懈，终成复兴大业。他重回洛阳盆地，定都斟鄩。

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考古工作，让人们看到了传说中夏都斟鄩的影子。它的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周边还环绕多个区域中心、次级中心及众多更小聚落，组成了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分布格局。

这是一个构思宏大、规划缜密、布局严整、等级有序的超级都邑。文献只记录了它的地理方位，考古发现终于展露出它动人的细节。

二里头都城的中心，两条南北向和两条东西向道路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 井”字形，构成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在连接交通的同时，又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

居中的是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集中的宫殿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区分别位于宫殿区的南、北两侧，贵族居住和墓葬区拱卫在宫殿区周围，再向外的部分则是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二里头都城所处天下之中的位置，体现出早期国家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而九宫格式的都城规划布局，又与《尚书·禹贡》以山川划分九州的“天下观”颇为契合，足以显示二里头王者在都邑建设中“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政治抱负。

青铜

中条山谷中，王朝的矿工们摸索行进，他们的使命是在这群山中找到新的铜矿。那些往来于运城盐湖和二里头王都之间的盐队常常需要翻越中条山，其中有人曾在连日雨后目睹远处山石上绽开绿花的奇景。矿工们知道，这或许正是铜矿存在的标志，是以扎入深山，四处找寻。

此前已有入山寻矿的人殒身于此，于是他们格外注意脚下的路。此时山雨突至，只好寻了一处岩厦暂避。

连日的疲惫中，众人沉沉睡去，唯有一人在火堆边默默疗伤。一只翠蓝的蝴蝶蓦然飞起，使他心头油然生出一种奇异的意象，便不由自主地起身追逐。一路追寻而来的矿工，看见蝴蝶渐渐地落在对面的山崖上，那处山体因下雨而发生了滑坡。就在他的眼前，那石上赫然绽开一小丛一小丛铜绿之华。这，正是他们要为王朝寻找的涉及国家命脉的战略资源。

山西绛县的西吴壁遗址仍留存有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冶炼遗迹，铜矿原料便来自附近的中条山。这一时期的木炭窑，其功能是用来烧制炼铜使用的木炭。透过炼炉的残迹和炼渣的堆积，似乎就能看到铜矿石在炉中熔化，沉入炉底，化为纯铜。

在欧亚草原上，青铜原本仅被用于制造武器、工具、装饰品等小件器物，且多为锻打成型。冶金术传入中原后，迅速发展出以复合范铸造技术为核心的铜容器生产业。新的资源技术与本身的礼制文化系统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青铜文明。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而秉持斧钺之人，就是有军事统率权的首领。

铜爵，是一种酒器，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青铜是合金，需要将铜与锡等矿石按照一定的比例调配才能冶炼而成。

铜矿可在中条山获得，锡矿的主要来源却可能是大兴安岭南麓地区，或是江西、湖南等长江以南地区。这意味着，如要大规模冶炼青铜，就必须要具备远距离的矿料开采和运输的能力。加之铜爵造型复杂，涉及高精的铸造技术。这一切，唯有具备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更强大的社会调动和资源控制能力才有可能做到。

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们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而且独占了青铜礼器的使用权。青铜，这种人类创造的物质材料，也被转化成为与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相关联的政治资源。工匠们将日常器具的形体赋予它们，食器（鼎）、酒器（爵、斝、觚、盉）、乐器（铃）、武器（戈、长身战斧），一旦与青铜相关联，这些原本具有实用功能的器型，却也成为一种超脱于日常的象征符号，具备了礼器、祭器的功能，也与权力、身份挂钩。

当以烈火铸就的坚利金属被塑成庄重敦厚的礼器，温雅莹润的玉石却制成了杀伐征戮的武器，这也是礼制观念中奇妙的二元对立：饮食器皿不再日常，成为青铜重器；干戈坚刃敛去杀气，化为玉石韫藉。这最早王朝的礼制观，自兹历千年而不衰。而那些被寄寓了特殊含义的礼器群，爵、钺、璋等器种，持续使用超过千年，进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

龙腾

除此以外，一种传说中的神兽，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中国图腾。这便是二里头的龙。它的用工之巨、制作之精，前所罕见。

这条龙全长70 厘米，眼、鼻皆嵌白玉，其余部位则由2000 多片绿松石拼嵌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厚度大多不足1 毫米，长度也不过几毫米，原本应粘嵌在木、革等材料之上。为了便于粘嵌，每个嵌片都制成楔形，嵌片形状几乎无一重复，虽历3000余年，色泽犹翠绿鲜妍。

上图是已发掘的二里头贵族墓葬中，位置最接近所在宫室中轴线的一座。墓葬虽只有两平方米，随葬品却有上百件。墓主人是一名30 多岁的成年男子，大量海贝置于其颈部。头骨上方发现3 件斗笠形白陶器，可能为头饰或冠饰的组件。他怀抱绿松石龙形器，手系铜铃，可能是一名巫师。

二里头遗址的另几座墓葬中，墓主胸腹间与铜铃一道放置着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牌饰正面铸出兽面纹，再以数百枚细小的绿松石片细密镶嵌，以大颗的绿松石珠点睛，赫然勾画出一幅神兽形象，这或许正是龙形器的简化和抽象表现。

碧龙飞升，铜铃和鸣。神灵降临，亡灵升天。一如后来《诗经》中所记周王祭祀宗庙时“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神巫一足略跛，随着节奏，且行且舞，足迹画出大大的“8”字。这样的步伐被称为“禹步”，表现着大禹治水行山之艰难。

新砦陶器盖上的龙首、陶寺陶盘上的蟠龙纹和石峁石雕上的龙蛇形象，在此刻合而为一，成为后世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永恒的图腾。与之相呼应，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即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由“多元化”的古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本文经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 授权，选摘自 上海广播电视台 著《何以中国：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