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鲁先生考堂狼铜洗

懋勤轩三迤掌故

李根源先生关于云南金石的诗词中有“宝洗十三乌撒藏”之句，其中“宝洗”乃指出土于滇东北昭通、曲靖等地的汉代铜洗。

除印泉先生外，谢崇基、张希鲁等先贤也对这些宝洗十分关注与喜爱，他们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两汉洗斋”和“宝汉斋”便是这一情感的真实流露。

希鲁夫子喜爱云南金石，除收藏外，更研究其形制、图案与铭文，写就考释、研究文章若干，与省内外同好广泛交流、深入研究，为云南考古、文博、历史、金石等方面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并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后来，为了更好的保存这批宝洗，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解、研究它们，张希鲁先生大公无私的将毕生所藏古物捐献给国家，现存云南省博物馆、昭通市博物馆、昭通市图书馆等处。

除此外，他还精心制作拓片，以释文、考据题跋，以便更为广泛的同文博界、文史界、收藏界的朋友交流、探讨，下图中即先生所跋堂狼铜洗拓片一张。

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个铜洗的相关历史，特将先生考释之文抄录，欢迎大家共同留言讨论。

汉洗记

(一九三三年)

昭通于汉为朱提县，山出银、铜。金石家所录汉洗，十之九咸朱提造，而银别号“朱提”，当日银、铜产此，其富可知！光绪辛丑，孟孝琚碑出土，海内学者罔不订为汉物。而负郭四乡，又常掘获五铢钱。则昭通虽僻一隅，早具中原文献，较然无疑。顾终不能无憾：孟碑及出土诸物，无确凿年代。汉洗既铸自朱提，此间独未发现，殊属不解。偶闻有人藏之，恨余未睹。

今年夏，周子滨先生购获古铜器二于水塘子铜工家，云自梁堆中新掘出。余亟借观，大小各一，无何等字画。惟始悟古物出土，村民无识，大抵售之业铜者。暇日邀张汝成步街而户问，庶未所获。未逾月有铜工携两汉洗造门笑曰：“此物收买三年矣。闻先生要，故特送来。惜底为锄伤！”余瞿然注视，一深如罂，一浅如盂。深者高约八寸，口径尺许，底穿如筛，孔径寸。中置盘一，未审何用；浅者高可六寸，口径盈尺，底左右两鱼，中篆书七字曰：“阳嘉二年朱提造。”是即双鱼洗也。按阳嘉乃后汉顺帝年号（汉顺帝十年改年纪曰阳嘉），距今千余载，当时出洗綦多，读金石群籍，不难即悉。此洗“朱提”两字，稍变常法，而“造”字下作盘屈，冯氏所谓犹汉印之用缪篆然。斯不足怪！

余既得此两洗，大喜过望，凡孟碑朝代，“朱提”为今“昭通”诸疑，顿然冰释。抑又闻之：同此珍品，被收而毁灭者，已不知几许？仅见千百之一，乌足称快。噫！民固孤陋，郡中学人，亦鲜留心。史上铁证，价重连城，失于庸奴之手，竟销之而同破釜，可叹也欤！因作汉洗记。

二十二年八月八日，张希鲁记于昭通中学校。

书汉洗记后

(一九三三年)

(一)

前释所得汉双鱼洗篆书七字为“阳嘉二年朱提造”，继疑“朱提”二字为“堂狼”。盖“堂狼”本朱提附近山名（据《后汉书》注引《南中志》)，产铜（据《华阳国志》卷四）。尝以名县，属朱提郡（据《水经注》卷三十六《若水》），李申耆谓今东川（据《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卷八下)。是堂狼山乃界于东川、昭通间，故“堂狼”称山即朱提，称县亦属朱提。铸洗者有时记“朱提”，有时记“堂狼”，实则一地也。更有汉安二年一洗，“朱提”“堂狼”并记。阮氏冯氏两书均载之，尤足证吾言不诬。不然，岂有一洗两县合铸之理！洗上双用，殆“朱提”言产地，“堂狼”言产山，以地名而包山名，意义始通。故“堂狼”亦即昭通。学者必泥“堂狼”为东川则谬矣。言之是否？尚望大雅裁之。张希鲁识。

(二)

《汉书·地理志》朱提、堂琅各为一县，至后汉堂琅并入朱提(据《汉书补注》)。至汉末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堂琅为所绾（据《水经注·若水》)。夫汉安亦为后汉顺帝年，此时堂琅正并入朱提，故阮、冯两书所录“汉安二年朱提堂狼”一洗，“朱提”下之“堂狼”非县名，乃山名确矣。且《汉书》《水经注》两书堂琅县之“琅”均从“玉”，《南中志》堂狼山之“狼”始从“犬”，观汉洗“堂琅”皆作“狼”，则“堂狼”为朱提出洗之山明甚！《宋书·州郡志》“堂狼令”之“琅”讹作山之“狼”，即注“狼”作“琅”。得此足证“堂琅”为县，“堂狼”称山，究属有别。以山名混为县名，殆始于《华阳国志》。故其于堂螂县（螂同琅）下注曰：“因山名也。”若然，则县之“琅”尽从“玉”何耶？笃古者不察，几为所误。且洗上篆书多变化，而“狼”终未见作“琅”。故“堂狼”为朱提出洗山名，“堂琅”乃县名，非武断也。洗上作“堂狼”，正为朱提造，非堂琅造也。况昭通出土之洗，不仅此为“堂狼”，尚有鄢氏旧藏“永元五年”洗（实近于盘)亦为“堂狼”。吾方借观，故不得不详为考证，以谂学者焉。希鲁又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