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杂剧中的吕洞宾故事，是神仙道化剧的经典代表之一，尤其以岳阳楼下度桃柳、度铁拐李岳和黄粱梦三大系列故事最为人们所熟知。这些故事既承载了丰富的宗教意涵，也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心路历程。通过吕洞宾这一形象，杂剧作品不仅塑造了一个在神仙与凡人之间穿行的角色，也折射出社会和个体心态的复杂变化。 吕洞宾故事的情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作为失意落魄的文人儒士被度脱的故事，另一类则是他作为神仙对凡人进行点化的故事。前者展现了吕洞宾从人间困厄到获得神仙之位的转变，后者则是他以神仙身份度脱他人，帮助他们走向超脱凡尘的道路。通过这两种设定，吕洞宾的形象既有凡人世俗的挣扎，也有超脱凡尘后的清高，这种双重性格使得他成为了元代道教文化和度脱剧的象征。 从《全元戏曲》中的记载来看，吕洞宾故事的创作涵盖了元代前期和由元入明的两个时期。元代前期的作家如马致远、岳伯川、范康等，创作了大量与吕洞宾相关的杂剧，其中《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而从元代进入明代的作家，如贾仲明、陆进之、谷子敬等，也加入了吕洞宾题材的创作。为了更好地区分元明杂剧的不同风格，学者将这两类作家的作品分别归入元代和明代的文学研究中。 在这些作品中，最广为流传的当属《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吕洞宾三度城南柳》与《吕洞宾桃李升仙梦》等。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吕洞宾度脱他人的过程，也描绘了他自己从凡人到神仙的蜕变。特别是《吕洞宾三醉岳阳楼》这一剧目，讲述了吕洞宾三次前往岳阳楼，最终成功度脱柳树精的故事。这一情节不仅体现了吕洞宾的神仙身份，更凸显了他如何通过点化众生，使其脱离困境，获得超脱。 吕洞宾被度脱的故事，尤其是他作为文人儒士的身份，表现了他如何从一个进京赶考、满怀功名梦想的年轻人，被钟离权点化，最终得道成仙。而他度脱他人的故事，则展示了他作为神仙的职责——通过点化凡人，帮助他们舍弃尘世的繁华，进入仙界。这种度脱与被度脱的双重身份，构成了吕洞宾形象的内在张力，也反映了凡人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与追求。 在吕洞宾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鲜明的社会图景：他作为文人儒士时，心怀功名，努力奋斗；而作为神仙，他却超脱了世俗的追求，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修炼境界。这个转变不仅是吕洞宾个人命运的象征，也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心态变化——文人儒士从社会底层的困顿到寻求道教的慰藉，最终渴望通过修炼成仙来超脱尘世困扰。这一情节的设置，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文人内心的冲突与追求——他们渴望逃离现实世界的压迫和无望，通过神仙的点化获得精神的解脱。 从《黄粱梦》到《岳阳楼下度桃柳》，吕洞宾的形象在这些故事中逐步转变。在《黄粱梦》中，吕洞宾从一位被神仙点化的凡人儒士，经过种种修炼，最终成为了神仙。钟离权的多次点化让吕洞宾体悟到仙界的悠然自得，最终放下了对尘世的执着，完全转向了修道的生活。这种修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从世俗的贪欲中解脱的过程，只有通过绝情苦修，才能斩断对尘世的牵绊，达到心无障碍的境界。 然而，吕洞宾并非只是一个抽象的神仙形象，他身上依旧保留着凡人的特点。这使得他在民间更具亲和力，也让人们更容易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吕洞宾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神仙，他有着凡人的挣扎和情感，他的转变历程让普通百姓看到了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因此，吕洞宾在民间的形象更为鲜活，成为了道教文化中最具人情味的神仙之一。 吕洞宾的形象转变，并非偶然。元代的道教文化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元代的道教宗派如全真道的兴盛，许多文人开始寻求宗教上的慰藉，期望通过修道来达到精神的解脱。而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尤其是文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变化，也促使他们将自身的希望寄托在道教和神仙的故事中。吕洞宾这一形象，正是文人心态变化的产物——他既是神仙，又有着凡人的情感与苦痛，成为了当时社会精神需求的象征。 元代杂剧中的神仙道化剧，尤其是以吕洞宾为代表的八仙故事，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得到了广泛传播。随着全真教的兴起，吕洞宾和钟离权等神仙成为了道教文化的代表，他们不仅在民间具有深厚的影响力，也在杂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杂剧通过塑造吕洞宾这样的神仙形象，既满足了百姓的精神需求，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总结来说，吕洞宾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神仙道化的传奇，更是元代社会与文化的缩影。他的转变历程，不仅揭示了人们对超脱凡尘、追求精神解脱的渴望，也反映了文人在困境中的挣扎与追求。通过这些故事，吕洞宾的形象逐渐由一个普通的文人儒士，转变为一个具有人情味的神仙，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