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乱世来临，总有一些人站出来反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这种动荡之时，起来反抗的往往是三类人：平民、地方豪强以及政府官员。隋朝末年的叛乱也正是如此。 从611年王薄在山东开始的武装抗暴，到628年唐朝消灭最后一个割据领袖梁师都，这段时期内，共爆发了130多起民变、兵变和政变。期间，50余位领袖纷纷登场，几乎每位都拥兵十几万，割据一方，或称王或称帝。这些割据势力的存在，不仅意味着政权的混乱，也让刚刚统一的中国再次面临分裂的危险。 其中，民变的领袖王薄无疑是第一个站出来进行武装斗争的人。接下来，孙安祖也加入了反抗的行列。孙安祖原是隋朝征兵的一员，然而在一个不幸的遭遇中，他失去了全家，妻子饿死在床，而他所请求的免役请求不仅被拒绝，反而遭到县长的鞭打。绝望之中，他杀了县令，号召群众叛乱。对于那些生存困境中的人来说，一旦有人敢站出来反抗，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响应。孙安祖死后，他的部众归了窦建德，窦建德在河北割据一方，最终建立了夏王国。

李密的故事则稍有不同。李密原本出身于西魏的李弼家族，家世显赫，然而在隋朝廷中当了几天官后，他便投身了地方豪强行列，准备开辟自己的事业。他与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交好，参与了杨玄感的兵变。然而，由于杨玄感缺乏谋略且不听李密的建议，这次兵变最终以失败告终。李密被俘后逃脱，并投奔了瓦岗寨的翟让。后来，李密通过自己的计谋杀掉了翟让，成为了义军的领袖。 此外，像杜伏威占据长江下游，林士弘建立楚帝国，徐圆朗建立鲁王国，李子通建立吴帝国，萧铣建立梁帝国，薜举建立秦帝国，高开道建立燕王国等民变领袖，都在历史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些民变领袖之外，还有许多政府官员发起了兵变。比如，隋朝的鹰扬郎将梁师都，他占据朔方，并北连突厥，建立了梁王国。还有隋朝的鹰扬校尉刘武周，他占据马邑，亦北连突厥，被封为杨可汗。再比如武威郡的司马李轨，他因杀官叛变而建立了凉王国。太原留守李渊的起义最终建立了唐王朝，禁军首领宇文化及则发动了政变，杀死了隋炀帝杨广，立小皇帝杨浩，但他很快也将杨浩杀掉，自立为帝。而洛阳的大将王世充则发动政变，杀死了杨侗并自立为帝。

回顾历史，我们在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时期曾看到过凉、燕、楚、梁、秦等国家的出现，而夏、唐、宋、鲁等国也曾崛起。这些国家虽然都是临时的草台班子，但它们的崛起却有可能成为稳定政权的雏形。根据这些草台班子的历史情况来看，真正站在其中主导地位的，已经很少是农民了。农民反叛的出发点通常是绝望，在没有其他选择时，他们是最先举起反旗的人。而这些民变的先声，往往给了后来的地方豪强和官员们提供了机会，他们在战乱中迅速崛起，横扫一方，最后将这场乱世的局面牢牢把控。 每个政权的目标都是成为最终的胜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漫长而激烈的混战是必不可少的。最初，各地的反叛力量与隋朝的官军交战，随后他们彼此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混战。李渊领导的唐朝凭借地理优势以及前朝的体制资源，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最终的赢家。 至626年，唐朝消灭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了中国。隋朝虽然统一过中国，却在其后的一系列变乱中被彻底击垮，进入了历史的尘埃。

这一场大混战让中国的人民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隋朝末年的混乱，使得国家的总人口从609年的4600万，减少至626年的1600万。战乱、饥荒、政治压迫，几乎摧毁了整个社会。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这场灾难的源头，无疑是暴君杨广。 从北周灭北齐，到隋代北周、隋灭陈，历史的记忆并不久远，最多也只有40年。那些活着的人仍记得20、30、40年前的事情，那时世界尚处在各自为王的分裂状态，而杨广的暴行以及那个大分裂时代的记忆，也让天下的局面呈现出群雄割据的局面。 从这些历史变乱中可以看到，百姓往往是最先打响反抗之枪的人。由于他们所遭受的压迫最为深重，因此也最容易成为起义的先驱。然而，民变往往难以成功。要么被地方豪强利用，要么在与政府的血腥冲突中被剿灭。

李密的故事便是典型的例子。他从一开始投向王世充，最后又转投李渊，这种反复的投降背后，透露出的是他自己对于权力的渴望。然而，尽管他拥有谋略，但命运并未站在他这边，最终他还是被唐朝所剿杀。 最终，在这场大混战中，成为主要争夺者的还是那些曾经的政府官员，如李渊、梁师都、王世充、刘武周等。这些人曾是隋朝的高官，如今在天下大乱的局面下，他们成了最有实力的反叛者。显然，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 因此，一个朝代最具力量的反叛者，往往就是这个朝代的官员。他们不仅了解朝廷的内部结构，而且具备足够的权力、资源和政治谋略。借助百姓反叛的先声，他们通过投机与野心，最终站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了埋葬旧政权的推手。

这些官员，最终笑到最后。历史反复验证，农民起义总是由最底层的人群发起，但最终收获权力的，往往是豪强与原政府官员。隋朝的崩溃，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