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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时期制度革新

与文化融合的历史价值

寇福明

公元398年至公元494年，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到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近百年间，以平城为核心形成的文化体系，学界称之为“北魏平城文化”。北魏平城时期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集结点，也是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见证了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深度交融。北魏政权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不仅推动了多民族的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其核心特质是多元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既留存北方游牧文化基因，又吸纳中原汉文化内核，还融汇西域文化因子，是南北朝时期北方文化整合创新的典型范式。了解并剖析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能为我们增强文化认同找准历史依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制度革新：构建多民族国家治理根基

北魏平城时期的文化实践，为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奠定了重要制度根基。作为北魏从部落联盟形态向中央集权帝国转型的关键阶段，平城时代的政治制度呈现出多元共治、二元并行的特征。面对复杂的社会局面，统治者采用“双轨制”治理模式，兼顾鲜卑部族传统与中原汉地的治理方式，实现了对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治理。《魏书・食货志》载：“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这种兼容并包的治理思路，与古代圣王的治政理念一脉相承。朝堂上，不同地域背景的管理者各展所长、并肩议事；地方上，传统习俗规范与中原成文律法并行互补，形成包容并蓄的治理生态。核心军事力量与行政治理团队分别吸纳不同地域的精英群体，实现权责分工与优势互补。这种包容并蓄的治理方式，让不同背景的人群都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后期，北魏逐渐推动官僚体系的融合。崔浩、高允等中原士人进入中枢要职，引入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建立尚书省等规范化官僚机构，设立“三都大官”等特殊官职，这些举措打破地域界限，正如《荀子》所言“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有利于促进各地人群在政治上的平等参与和共同治理。

均田制是北魏土地制度的重大创新。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的问题，北魏政权先是试行“计口授田”，将迁徙人口安置至平城周边，按人口分配土地，推行农耕。“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魏书》），“计口受田”正是对“经界正、井地钧”理念的实践。史载“计口授田”实施后，不同背景的民众各得其所，昔日分散的人群逐渐聚居，成为田垄间的协作伙伴。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让原以游牧为生产方式的人群真正扎下了根，实现了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型。在此基础上，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正式推行均田制，其实施打破了传统土地观念的局限，使不同背景的人群在相同的土地制度下生产生活，加速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地域文化交融的进程，为多民族国家的共同繁荣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魏书・食货志》还记载了这样动人的场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人群与中原农耕人群，在同一块土地上并肩耕作。正如《诗经》所咏“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均田制不仅分配土地，更播撒了社会和谐共生的种子，一定程度上让“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理想成为现实。

律法体系的整合创新意义深远。从道武帝定都平城后制定北魏第一部成文法律《天兴律》，到太武帝时制定《神麚律》《正平律》，再到孝文帝时期的《太和律》，北魏以中原传统律法为框架，融合北方地域的习俗规范，是古代律法多元整合的重要成果。北魏律法的演变过程是法律制度的融合与创新的重要体现，标志着北魏政权实现从传统习俗规范向规范化律法的转型和升级。凭借这种兼容并蓄的立法精神，北魏法律逐步成为维系多元社会体系和谐共处的坚韧纽带。

文化融合：塑造多元一体的文明面貌

闻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是平城时期各地工匠共同创造的艺术瑰宝，融合了犍陀罗艺术、凉州风格、中原传统等多元艺术范式，成为地域文化交融的视觉象征。“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心雕龙》），石窟艺术作为“石上之文”，正是天地间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走进云冈石窟第20窟，高达13.7米的露天造像，面容既有犍陀罗艺术的深邃，又带着中原雕塑的祥和。昙曜带领的工匠团队会聚了凉州、中亚、北方各地的技艺传承者，不同地域的雕刻技艺在此碰撞融合。匠人手中的凿子，不仅雕琢艺术造像，更在塑造着一个新兴的文化共同体，成为不同地域技艺与审美融合的典范。正如《魏书・释老志》所言“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云冈石窟集各地之天时、地气、材美、工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更是促进地域文化交流和情感认同的生动载体。

北魏平城文化呈现出粗犷豪放与精致典雅并存的独特面貌。思想文化层面，北魏尊崇儒学，设立太学、国子学，吸收各地精英参政议政，推动礼制建设。“太祖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魏书・儒林传》），北魏对儒学教育的重视是践行这一治国理念的具体体现。技术工艺层面，北魏引入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手工业和城市建设理念。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互鉴，使平城文化在兼容并蓄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混合型”文化面貌。

北魏平城文化的核心是不同地域文化的深度交融。平城文化是“和而不同”理念的鲜活实践。在语言互通方面，通用语言逐渐形成，各地语言与之并存交融；在风俗互染方面，北方的服饰、饮食、音乐元素在中原社会广泛传播，中原的礼仪与生活方式也被各地人群借鉴，形成双向的文化浸润。北魏平城文化还受到西域、中亚等文化的影响，融入音乐、舞蹈、服饰、器物等丰富多彩的元素。例如，西域的音乐和舞蹈与各地传统艺术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宫廷乐舞；中亚的玻璃器、金银器等工艺品传入北魏，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各类文化元素彼此互融，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共生的氛围，促进了各地人群之间的情感认同和文化交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多元文化已经深刻融入北魏人的日常生活，在市井百态中展现无遗。在平城街头的清晨会看到，北方妇人用铁鏊制作特色面食，中原商贩叫卖着传统糕点；西域艺人表演特色舞蹈，中原乐师演奏古典乐曲；集市上，各地孩童用通用语言讨价还价，少年们穿戴融合各地风格的服饰等，这种日常生活的交融，更易产生共同的精神归属与文化认同。

认同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北魏统治者通过人口迁徙与社会整合，将各地人群纳入统治体系，通过一系列政治整合措施，如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官僚共治、联姻政策等，强化社会认同。统治阶层通过与各地望族的联姻，构建跨地域的社会纽带，强化不同地域人群的情感联结与利益共识。孝文帝六个弟弟五人所聘之妇出自汉族高门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在军镇移民与屯田户中，跨地域婚姻逐渐普遍，家庭纽带成为连接不同背景人群的重要桥梁。这种社会联结消弭了地域隔阂，织就了一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网络。

北魏通过文化整合构建超越地域界限的认同基础。孝文帝改革摒弃落后旧俗，推行规范化冠服、朝仪，将“多元一体”制度化。“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大同出土的彩绘陶俑显示，各地服饰风格相互融合，正是“华服美礼”的多元呈现，体现文化交融。官方修史强调政权与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魏书・序纪》追溯华夏共同祖源，通过构建共同的文化根脉，强化各地人群的文明认同。墓志中频繁出现的“轩辕启基”“帝系传绪”等表述，强化了对中华文明共同体的认同。此外，还设立太学推广儒学。这种文化浸润使地域隔阂的认知逐渐让位于“文明一体”的共识，推动了统一文明格局的形成。

北魏军制改革打破地域藩篱，构建保卫共同疆域的战士群体。羽林军等精锐部队实行跨地域兵员混编，这种编制消解了地域身份差异，士兵以“同袍”相称。他们守护的不再是某个地域的利益，而是共同的家园。边境军镇中，各地武士与屯户共同耕作、习武，出土兵器铭文显示各地工匠联合制造武器。面对外部侵扰时，墓志记载将士们共饮血酒盟誓，为守护共同家园凝聚起强大合力，凸显超越地域的深厚情谊。这种以家国为念、生死与共的精神，值得我们更加重视并加以研究。

来源：《光明日报》2026年1月24日第11版

作者：寇福明（山西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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