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谢勒在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读高中和大学。1998年，他成为驻意大利记者。2019年担任路透社驻渥太华分社社长。2024年，随着路透社精简机构，谢勒突然失业，永居申请遭搁置，三个子女也无法继续上学。无奈之下，谢勒2025年6月卖掉在加拿大的房产，于次月重返美国。因为前途未卜，三个孩子只能先跟随母亲返回意大利。

“送别后，我在机场停车场泣不成声，不知何时才能和家人再见。”

谢勒当年离开美国时，总统是民主党人克林顿，热门影视作品是《老友记》和《黑衣人》，互联网基本被用于发送电子邮件，和朋友合租一套公寓只需要300美元。时隔28年后回国，他说：“今天的美国对我来说就像1998年的意大利一样陌生。”

回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谢勒觉得一点不像“归乡”。如今的美国“更黑暗”，特朗普政府把移民当做替罪羊来转移民众对“中产阶层不断萎缩”一事的注意力。

先前几十年在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加拿大的生活工作经验，并没有为谢勒赢得招聘方的青睐。于是，他只能成为一名优步司机。

在加拿大时，谢勒年收入高达13万美元；回国后开网约车，年收入却难以跨过36580美元的联邦贫困标准。在他当前定居的弗吉尼亚州，年收入至少要翻番才能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为省钱，他只能与一名拉丁裔老妇人合租地下室，月租高达2000美元。

和那些黎明前搭上他车的乘客一样，“我们都在脆弱的系统中毫无依靠地活着，离更糟境地非常接近”。

谢勒把孩子们从意大利接到美国，在八旬老父亲的资助下，才得以租了一个能供全家人容身的大房子。而意大利妻子因为害怕被遣返等种种原因，至今未与他团聚。

即便如此，谢勒依然自认“中产”。他自嘲道，先前当记者时常坐出租车去参加报道，而现在整天坐在出租车里，却是在等着手机派单。

他说：“我平生第一次，不再是以手持笔记本的旁观者身份，凝视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我已身在其中，依赖着算法谋生。”

谢勒写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时，学校老师会鼓励他接受新文化和新语言。“敞开心扉，不害怕‘他人’，丰富了我的生活。”而当下在美国，“当局推销的价值观”让他心生厌恶。“他们授权武装特工在城市街道上徘徊寻找‘他人’，并试图让选民害怕这些人。”

谢勒还对美国经济形势倍感担忧：就业市场宛如战场，关税不可避免地会抬高物价、拖缓经济增长，白宫介入货币政策将引发“灾难”。随之而来的是中产阶层加速萎缩，“不会轰然崩塌，但将逐渐走向崩溃”。

“就像在这颗星球上最危险偷渡中幸存下来的移民一样，我们都在这片人世的浪涛里浮沉，将命运交付于不确定的洋流。”（完）（新华社专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