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坐高铁从北京到承德，最快35分钟就到了。

可在清朝，康熙皇帝也特爱跑这条线，这在当年，可是皇帝一年中的大事。

那咱就好奇了，在没有高铁、没有飞机的古代，康熙这一趟200多公里的路，到底要走多久？

皇帝的“搬家大队”：答案是6天

咱先说答案，开门见山：6天。

您没听错。全程约230公里，康熙的“皇家旅行团”每天清晨出发，傍晚准时抵达预定的驿站休息，每日行进速度约38.5公里。

6天走230公里，这速度放现在连“徒步”都嫌慢。

但皇上这哪是“旅行”啊，这叫“移动宫廷”。

队伍规模大到吓人，浩浩荡荡，绵延数公里。

除了皇上本人，随行的有：文武百官、内务府人员、太医院的医生、御膳房的厨子，甚至还有“蒙古四十九旗官兵”。

这还不算物资。皇帝的日常用品、处理政务的文件、接待宾客的礼品、军事防卫的装备……这哪是出差，这纯纯是“搬家”。

为了伺候这支“搬家大队”，清朝专门修了一条“御道”。

路面宽阔平整，两侧种树遮阳，每隔一段就立个石碑标记里程。沿途设立了30多个驿站，储备了充足的粮草和水源。

乾隆皇帝后来还写诗炫耀过这条路：“行宫四十八所，里程恰是四百八”。四百八十里地，修了几十个中途休息站，突出一个“奢华”。

康熙皇帝每年端午节前后就从北京出发，一路走走停停（还得批阅奏章、召见官员），晃悠6天到承德。

然后要在山庄一直待到九月末才回京。这“避暑”时间，比咱们的暑假可长多了。

这哪是避暑，这是康熙的“移动指挥所”

问题来了，皇上为啥非要跑这么远？真是北京太热受不了吗？

还真有点关系。满族人老家在东北，夏季凉爽。入关到了北京，发现夏天异常闷热。尤其是紫禁城，砖石结构，夏天跟个“大烤炉”似的。

最早提出避暑的是摄政王多尔衮，但他想在“喀喇城”建行宫，可惜清初国库空虚，没建成。

但到了康熙这儿，他看上承德（当时叫热河），绝不只是因为这里“群山环抱、气候凉爽”。

康熙要的，是一个“第二政治中心”。

当时清朝最大的威胁是谁？不是南方的明朝余孽，而是北方的准噶尔部——噶尔丹。

这家伙野心极大，总想统一蒙古各部，跟大清掰手腕。

康熙皇帝为了搞定他，不惜三次御驾亲征。

打仗就得有“前线指挥所”。你摊开地图看承德的地理位置：它在北京以北约230公里，刚好处在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的交界处。

它越过古北口长城，就是京城通往蒙古和东北的“咽喉”要道。

康熙在这儿建行宫，就是把“总指挥部”搬到了威胁的家门口。

康熙的算盘打得非常精。他知道光靠“打”不行，还得“拉”。

他的核心战略是“绥柔蒙古”（安抚和拉拢蒙古各部）。

他要在这里，拉拢蒙古各部落的王公贵族，跟他们称兄道弟，结成“统一战线”，大家一起孤立噶尔丹。这才是他宁愿花6天时间也要来承德的真正目的。

“木兰秋猕”与“帝国缩影”

那具体怎么拉拢蒙古王公呢？

光在屋里开会、吃饭，效果不大。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得玩点硬核的。

于是，康熙发明了清朝最强IP——“木兰秋猕”。

这可不是皇上自己游山玩水、打个兔子。

康熙自己说了，这叫“以武肄”，意思是“用打猎来训练部队”。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超大规模的“政治团建”和“军事演习”。

避暑山庄，其实是去“木兰围场”狩猎的“大本营”和“中转站”。

每年秋天，康熙带着皇子皇孙、八旗精兵，浩浩荡荡来到承德。同时，他向蒙古各部落的王公，乃至西藏的活佛发出邀请：

“哥儿几个，别待在帐篷里了，来我这儿，打猎、喝酒、看表演！”

蒙古王公一看，服了。这既是“秀肌肉”，让他们不敢造反；又是“发福利”，打完猎各种赏赐。

这个“前线指挥所”兼“团建基地”，修得极其讲究。

这可不是一个夏天盖完的。康熙和乾隆两代人，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动工，一直修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前前后后花了整整89年。

为什么修这么久？因为康熙要的不是一个院子，而是一个“微缩的中国”。

你打开避暑山庄的地图，会发现它的地形布局，就是中国版图的复刻：西北高，东南低。西北是山地草原，模拟蒙古新疆；东南部是湖泊平原，模拟江南水乡。

康熙和乾隆的政治智慧，全都藏在了这些建筑里。

为了团结西藏，他怎么办？

乾隆时期，为了迎接西藏的宗教领袖六世班禅来朝，特地仿造西藏的布达拉宫，修了一座“小布达拉宫”（即普陀宗乘之庙）。又仿造班禅在日喀则的住所，修了“班禅行宫”（即须弥福寿之庙）。

这态度，直接拉满。

给蒙古王公准备了什么？在山庄的草原区（万树园），建了大量的“蒙古包”。蒙古王公来了，不住汉人的房子，就住自己熟悉的蒙古包，倍感亲切。

给南方的汉族大臣准备了什么？他们把江南园林也搬了过来。比如仿造镇江金山寺的“金山寺”，仿造嘉兴烟雨楼的“烟雨楼”。

康熙和乾隆的意思很明白：你们看，无论是西藏、蒙古，还是江南，你们的家，我后花园里都有。大家都是一家人。

连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都是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的。

讽刺的是，当嘉庆帝（1820年）和咸丰帝（1861年）都在这里驾崩后，随着清朝国力衰退，这座“第二都城”也就彻底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