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给予八旗士兵应有的尊重与理解。每当提到八旗士兵，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提笼架鸟、不堪一击之类的刻板印象。确实，到了清朝晚期，八旗军队的腐化堕落的现象很严重。尤其是驻扎在北京的八旗，许多士兵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战斗力：拉不开弓，骑不成马，状态十分糟糕。然而，这些拉不开弓，骑不了马的八旗士兵，不过是整个八旗军队中的一部分。放眼清朝对外的征战，八旗军中的黑龙江、吉林八旗马队，依旧承担着冲锋陷阵、破敌的重任，尤其在战斗的最前线，堪称锋矢。 有一些观点认为，黑龙江、吉林八旗的马队，主要由索伦人组成，因而不能算作正统的八旗。然而，八旗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军事组织，索伦人、达呼尔人早已被编入其中，成为八旗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士兵为何就不能算作八旗呢？事实上，清朝八旗军队的规模庞大，约有20万人。要评价八旗的整体战斗力，不能一概而论。总的来看，关内的八旗军队远逊色于关外的八旗马队，而关外八旗军的战斗力又比不上索伦人和达呼尔人的部队。

早在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帝便发现，关内的八旗战斗力已大不如前。吴三桂等南方叛军的威胁，令康熙帝更加忧虑关外八旗士兵，尤其是黑龙江、吉林的骑兵，他们的强大战斗力，成为清朝立足的关键。从雍正朝开始，清政府便有意将关外八旗士兵视为冲锋陷阵的锋矢，每次对外征战，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尤其到了乾隆朝，由于乾隆帝积极开拓对外战事，频繁从关外调动八旗士兵作战，参与度可见一斑。黑龙江、吉林的士兵（包括索伦人和达呼尔人）频繁参战，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例如，康熙五十四年和五十七年，从黑龙江抽调的八旗布特哈索伦、达呼尔士兵，等到雍正四年撤回时，原本带回的盔甲只有660副，缺少340副，腰刀也仅有331把，少了669把。显然，这些装备的损失，透露出士兵们在战场上的惨烈情况。而这些武器装备，按规定属于朝廷国有，必须归还，甚至如果有损失，还要赔偿。这不仅仅是装备的问题，还关系到清朝军队对武器和士兵的管理与责任。

乾隆二十年，黑龙江索伦、达呼尔驻防的军官在撤军时报告称，损失了大量的甲胄、弓箭和武器，几乎每一件装备都在战斗中遭到损坏或遗失。当时的工部不得不花费巨资修补这些损失，而士兵们的每月粮饷也会被扣除作为赔偿。清朝的军事支出，常常因此而大幅增加。 尤其是在乾隆时期，黑龙江、吉林的八旗士兵更是频繁被抽调，参与了多个重要战役。无论是征伐准噶尔，还是平定大小和卓战斗，黑龙江、吉林的八旗都始终处于战斗最前线。甚至在征准回之役时，一些士兵的家族几乎被彻底摧毁。例如，呼伦贝尔、布特哈两处参加准回之役的士兵中，竟然有26个家庭的父子兄弟三人同时出征且全部阵亡。更有一名索伦战士，兄弟三人同死，家中仅剩下一个八岁的孩子。这种伤亡，显然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频繁的征调，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连80岁高龄的老人也不得不披上战甲，奔赴战场。乾隆二十八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曾在军营中发现一名年逾八十的索伦老兵。这个老人名叫伊托萨，早在康雍两朝时便参与了北路军营的征战，即使年事已高，依旧不得不赴征。这位老兵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甚至在七十六岁时再次出征，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奉献生命。 与此同时，清王朝对待关外八旗士兵的管理比绿营军更为严格。例如，乾隆二十三年，黑龙江八旗士兵乌楞彻因以仆人代替自己，偷偷回家探亲，结果被发现并上报给乾隆帝。乾隆帝要求从严处理，乌楞彻被斩首，连同他的佐领也被处死。这一事件，体现了清政府对八旗士兵的严格管理，也反映出八旗士兵的责任与义务。

有学者统计，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征剿额尔丹至甲午战争（1894年），黑龙江和吉林的八旗士兵，曾多达69次被征召出征。这些历史的数字，凸显了八旗士兵的牺牲与奉献。 长期的征调与战争，导致黑龙江、吉林八旗的兵员骤减。即使在同治四年，吉林的将军阜保也曾上奏，表示全省的额定兵员已有一万一百五十名，但真正能在营中待命的几乎没有，许多士兵都已伤残。无论如何，清朝的八旗军队，尤其是黑龙江、吉林八旗，始终保持了极高的战斗力，尤其是在东亚这一地区，它们几乎是无可匹敌的力量。 正因如此，清朝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后，才敢放心将兵权交给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臣，依赖他们大办团练，利用八旗军的优势来镇压叛乱。而对于八旗士兵而言，并非所有人都只是提笼架鸟。有的士兵，一生战斗至八十岁，家中所有成年男子在战场上全部阵亡。这些英雄的牺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