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甄选三件国宝级文物——“范阳公章”金印、辽契丹文铜鱼符、北燕“大司马章”鎏金铜印，借助数字藏品的形式打破时空桎梏，为藏友与文化爱好者献上一份镌刻着王朝密码的文化厚礼。2月8日12:00，这三件凝聚智慧与匠心的珍品，将登陆鲸探平台发售，让这份跨越千年的北国风物与历史底蕴，成为每个人触手可及的文化珍藏。

国之重器

印符齐辉，见证北国文明

辽博所藏的这三件珍品，一为金质官印、一为契丹兵符、一为鎏金铜印，虽分属不同时代，却同为解读北方政权政治制度、工艺水准与文化交融的核心物证，均属国宝级文物，堪称触摸北国历史的不二之选。

“范阳公章”金印

“范阳公章”金印是古代官印史上的稀世之珍。魏晋时期金印传世极为罕见，此印不仅材质纯度高、工艺精湛，更以纪年清晰、墓主明确、官爵信息翔实的特质，为研究十六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变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这方金印通高1.98厘米、长2.25厘米、宽2.3厘米，以高纯度黄金铸就，龟钮，造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龟甲纹以细线阴刻技法雕琢，线条细腻流畅；印面篆书“范阳公章”四字布局严整、笔画刚柔并济，尽显当时高超的篆刻艺术。其形制与西晋“宣成公章”金印一脉相承，既反映出汉晋官印制度在十六国的延续，也从物质文化层面印证了《魏书》所载北燕“承晋旧制”的史实。

1965年，该印出土于辽宁朝阳北票西官营子的北燕贵族墓葬，通过与《晋书》等文献比对，确认墓主为北燕大司马冯素弗——北燕皇帝冯跋之弟。其墓葬规格与随葬器物，生动反映了北燕统治阶层的政治包容与文化取向，而这方金印作为核心文物，更成为三燕文化墓葬的关键年代标尺，立体呈现了该时期政治结构、工艺水准与文化互动的历史脉络。

辽契丹文铜鱼符

辽契丹文铜鱼符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契丹文鱼符实物，填补了契丹符节制度的空白。该鱼符存世仅左半符，右符唯存拓片记载，堪称极为罕见的孤品，其历史价值与稀缺性无可估量。这件铜鱼符尺寸为6.6x2.2x1厘米，在形制上延续唐代“分符勘合”制度，专门用于军事调遣与身份核验。这一设计直观反映出辽代对中原符节体系的系统性借鉴，是辽在政治制度层面吸收中原文明、融入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实物见证，生动体现了辽代“兼收汉制、固守本俗”的政治智慧。

尤为珍贵的是，符身铸刻契丹文字，形成“符合则文全”的验核机制。这一独特特征不仅成为理解辽代北南面官二元体制的典型物证，更为解读辽代军事通信、符牌制度与身份管理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依据，清晰展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是研究辽代文化的重要实物。

北燕“大司马章”鎏金铜印

北燕“大司马章”鎏金铜印是目前考古发现中确证的北燕官印，被称为“以一印证一国”的传奇瑰宝。而北燕（407—436年）作为十六国时期位于中国东北的短祚政权，实物遗存极少，这方印章的出土，为研究北燕的政治、军事制度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例证。

这方铜印高2.7厘米、长2.3厘米、宽2.25厘米，通体鎏金。在古代印章制度中，材质与工艺直接反映官职尊卑与官署级别，鎏金工艺不仅彰显华贵，更核心的是为了凸显使用者大司马的极高官阶与北燕王室的绝对权威，是权力与地位的直观视觉体现。

印文“大司马”是古代王朝最高军事长官之一，与“大将军”并称。这方印章直接证实了北燕承袭了中原汉族的官制体系，尽管其统治者冯跋是鲜卑化的汉人，但在国家制度建设上依然遵循中原传统，这是北燕政权正规化的重要体现，也见证了中原文化对北方政权的深远影响。

数字赋能

毫米级品鉴，解锁千年匠心

从展厅中的稀世珍品，到指尖上的数字藏品，此次辽博三款印符数字藏品的发行，依托高清采集与3D建模技术，精准还原文物的纹理、工艺、形制乃至细微痕迹。从“范阳公章”金印的龟甲阴刻线条，到辽契丹文铜鱼符的契丹文字迹，再到“大司马章”鎏金铜印的鎏金光泽与篆刻力道，每一处细节都纤毫毕现。无论你是否亲临过辽博展厅，都能通过数字藏品以“毫米级”精度放大品鉴，清晰感知古人的工艺巧思，沉浸式感受北国政权的雄浑气魄与文明底蕴。

印符为证，风华永存。收藏一份辽博印符主题数字藏品，既是拥有了一件不可复制的文化瑰宝，也是对辽河文明的传承与致敬。每一份藏品都承载着古人的政治智慧与工艺匠心，每一次品鉴都能发现新的细节与感悟，为生活增添浓厚的历史韵味。2月8日12:00，锁定鲸探发售平台，收藏属于你的千年王朝记忆，在数字世界中续写北国风华的传奇！

来源：文创工作专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