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康（右一）开展公益诉讼工作调研

□王兆康

“战争是残酷的，战场上随时都要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我是由爷爷带大的，自小便常听他讲述与他同龄的女英雄董振英的事迹——她在掩护游击队转移途中不幸被俘，最终惨遭杀害。英烈的壮举，从儿时起便在我心中埋下了敬畏的种子。

爷爷生于1925年，1942年入党，参加过“众八区游击队”。有一次，冬夜执行任务中遇敌交火，他边打边退，中途被绊了一跤，起身才发现身旁是战友的遗体。这次战斗后，他因撤退紧急接连几日颗粒未进，直至转移到安全地点，才一顿连吃了12块水饼子。

2015年，爷爷与世长辞。三年后，我从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离职，如愿考入检察机关。

2018年，我参与办理了一起烈士身份确认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来自本地一位新四军老兵的后人，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英烈事迹宣传。因在中华英烈网中未查询到某位烈士的相关信息，他希望检察机关推动确认烈士身份。

他动情地说，自幼便多次听老兵们口述这位烈士在淮北根据地斗争中不畏牺牲、奋勇抗敌的事迹。当年在某镇街头，群众还曾自发为其建立纪念碑，碑文记载了烈士的生平，可惜这座纪念碑于1946年被破坏。我们仔细研读了他提供的《刘瑞龙淮北文集》等权威文献，文献中虽提及相关姓名，但要么牺牲的年份不符，要么籍贯为外省，均与待确认身份的烈士信息不匹配。

随后，我们组织主管部门召开公开听证会，听证员们一致认为英烈身份确认既是极为必要的工作，更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严肃事项，主管部门也明确表示将全力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听证会后，我们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共同推进烈士身份确定工作。在当年“烈士纪念日”到来前夕，我们收到相关职能部门的回复：部分烈士及其身份信息得到考证，因牺牲时间和地点等情况不详，未录入中华英烈网。

2023年，我工作调动至宿迁经开区检察院，参与办理的第一起公益诉讼案件恰好又是英烈保护领域案件。

提供线索的“益心为公”志愿者朴实且恳切地说：“这些英烈为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次看到烈士墓地杂草丛生，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经我们核查，这位烈士生于1919年，1941年投身革命，1946年因叛徒出卖，被敌人残忍杀害。事后，当地群众连夜冒险从刑场将英烈遗体运回并妥善安葬。

在检察机关的督促推动下，这起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案得以顺利推进，相关职能部门与属地街道协同发力，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管护机制，不仅明确了具体的完善管护机制，明确管护责任人，还在墓地周边砌筑了院墙，用扎实的举措守护英烈纪念设施应有的庄严肃穆。

相较而言，英烈纪念设施的整改工作进展顺利、耗时较少，而烈士身份确认案难度较大，或需几年甚至更久。刘瑞龙在《牺牲烈士荣哀录》中曾写道：“参与淮北根据地创建事业而奋不顾身、肝脑涂地之烈士，四载以来，应以数千……均因调查未周，无从列入，至其他各县疏漏谅亦不免。”每当读到这段话，我便不自觉地联想到爷爷给我讲述的战斗故事，联想到家乡女英雄董振英的事迹。据我所知，那位新四军老兵的后人仍在执着搜寻史料，并时常向检察机关反馈新发现的线索和材料——这份坚守，也坚定了我们为英烈维权的决心。

一个个英烈故事，铭刻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征程中挺立的先锋姿态，诉说着先辈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作为公益诉讼检察人，开展英烈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既是法定职责，更是初心使命。我们唯有以法为盾、以情为系，为英烈保驾护航，才能让忠魂安息、让精神永存，让每一个英烈的名字、每一座烈士纪念设施背后的故事，都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照亮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