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案是朱元璋亲自策划的一宗冤假错案，而陈安不过是这场风波中的一位躺枪人物，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这件事的背景源于明朝时期的所谓南北榜之争。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推行科举制度，企图通过这一途径选拔英才，整顿天下士风。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一次科举会试如期举行，主考官和副主考官分别为刘三吾和白信蹈，他们从全国几百名举人中选出了前52名，并上报给了朝廷。朱元璋仔细审阅后，发布了会试的皇榜。然而，榜单一公之于众，令人惊愕的是，榜单上的所有考生几乎全是南方人士。北方的考生对此感到极为愤怒，纷纷抗议，大呼这简直是天大的不公。无论是名列榜首的宋琮，还是名列末尾的刘子信，居然都是来自江南的考生，这一幕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和猜测。 在宫中，朱元璋对这些纷纷扰扰的消息并不知情，直到科举殿试结束，福建某县的陈安被选为状元。北方考生的愤怒再次升级。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股愤懑迅速蔓延，北方举子纷纷联手，再加上一些来自南方未能及第的考生，他们一起走进礼部，要求对这次考试的公正性给出一个解释。

这群举人坚信，主考官刘三吾和副主考官白信蹈无疑是在徇私舞弊，故意压制北方人才，才导致所有中选者都来自南方。事态愈发严重，礼部无奈之下向锦衣卫求助，期望能够遏制这一局面。然而，北方举人的愤怒并未就此平息，反而激化，他们开始在京城内外进行示威游行，随处散发字帖，指责南方的垄断行为。 礼部此时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紧急向朱元璋汇报。得知情况后，朱元璋震怒，立刻亲自审问了刘三吾。瀚海在此不禁感到疑惑，朱元璋为何如此匆忙地展开审问？没有调查取证，是否太过草率？看来这其中有着不为人知的背景。 接下来，南北榜之争的惨烈局面开始展开。 刘三吾是谁呢？他自幼饱读诗书，文才出众，在江南一带名声赫赫，堪称一代儒者。长期担任翰林学士，还曾负责太子的教育事务。这次作为会试主考官，他已经85岁高龄，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然而面对朱元璋的愤怒，他依旧从容不迫，淡定地解释：北方自元朝以来，百姓长期忍受压迫，文化教育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导致北方的文章水平远远不如南方，这次会试的成绩正好反映了这一现实。

然而，朱元璋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作为贫苦出身的他，心中一直对南方的知识分子怀有些许偏见。同时，北方的边防形势严峻，正是北方士兵撑起了国家的防线，朱元璋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此时，南方考生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进士，这让朱元璋心中更为不满。 于是，朱元璋命翰林院的张信对会试成绩进行复查，复查结果显示，南方考生的确在整体成绩上明显优于北方考生，甚至连最后一名的刘子信成绩都远超北方最优秀的考生。朱元璋愈加确信刘三吾与白信蹈勾结徇私，便命令刑部对三人展开严厉审讯。 经过一番折腾，刘三吾三人被严刑逼供，最终屈打成招，他们的家族成员及数百名相关人员也被卷入其中。刑部最终上报给朱元璋称，已破获了一个涉及600多人的徇私舞弊大案。朱元璋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一个冤假错案，但为了平息北方举子的愤怒，他决定采取极端措施，亲自批准对刘三吾、白信蹈和张信进行处置。 刘三吾最终被流放至边疆，张信和白信蹈则被处以凌迟之刑。其余涉案人员无一幸免，要么被杀害，要么被流放。与此同时，所有此次科举录取的进士也被一并废除，而原本应得状元的陈安，被指控行贿罪，最终被车裂致死。

这一事件不仅是冤屈的源头，也成为了明朝科举制度变化的催化剂。 同年五月，朱元璋亲自阅卷，从未中选的北方考生中挑选出了61名进士。这一举措标志着明朝科举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南北分榜取士开始实施。到了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这种做法被进一步改进，南北卷制度正式确立。根据南北文化水平的差异，科目难度被加以区分，且规定南北取士比例为南方六成、北方四成。 瀚海在此感慨，朱元璋的偏心行为在造成冤假错案的同时，推动了科举制度的改革，难道这不算是一次意外的幸事吗？从此以后，南北取士制度沿用至清朝，尽管有少数年份有所中断，但其影响深远。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的措施并未显著影响南方文人在科举中的优势地位。 统计数据显示，明朝期间，南方共产生了3800多名进士，史书上有记录的就有3400人，其中京官达到1600余人，占比接近一半。南方进士在明朝政坛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制度的发展，也促使了科举考试形式的固化——八股文的出现。八股文成为了文人步入仕途的必由之路，许多考生终其一生都在为应试而学习，成为了标准化的考试机器。八股文的流行固然使考试标准化，但也限制了考生发挥个性和创造力，反而培养出了大量应试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