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武帝曹操对待、使用人才的评价，历代名家均著文详述，大致有两种意见：或是认为其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如无视郭嘉品行不检、丁斐贪污不洁等事，均给予人才充分施展的空间；或是认为其工于权术不能容人，如迫害荀彧、冤杀崔琰，屡屡铲除政治意见相左的名士、谋臣。以上两点基本符合史实，但却是曹操两个不同时期的用人之道。准确地说，曹操对待人才、使用人才的态度，是随着其事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

青年、壮年时代的曹操，即从起兵讨伐董卓直至官渡大破袁绍一统北方的这一时期，他完全具备一个优秀统帅应有的礼贤下士、爱才用才的风范。早年征讨兖州黄巾军时，济北相鲍信为掩护曹操突围而力战阵亡，曹操十分悲痛，因鲍信尸身已无法找寻，“乃刻木如信形状，祭而哭焉”；兖州遭吕布袭取后，一直为曹操所信赖的州中别驾毕谌、孝廉魏种相继出逃，曹操虽因一时气愤而口出恶语，但多年后俘获二人时，又都因爱才惜才加以赦免并重新任用；张绣杀曹操长子曹昂、从子曹安民及大将典韦，曹操出于大局考虑不计前嫌，由此免于在官渡交战时期腹背受敌，张绣也率部抗击袁绍，力战有功。官渡对峙时赤足以迎许攸，任由关羽复归刘备而不加阻拦，克复荆州后作书荀彧云“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蒯越）耳”，都可看出他对人才的倍加尊崇。曹操又善于发掘人才，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这些人为曹魏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曹操自起兵以来征战无数，最为艰险的一次便是官渡之战，但因其具备爱才、善于用才的领袖气质，早在袁、曹关系尚处蜜月期时便吸引了袁绍阵营的大批智谋之士与良将：颍川大族的荀彧，曹操称之为“子房”，其与亲友先投袁绍，袁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但荀彧看出袁绍难成大事，改投曹操。算无遗策的郭嘉亦是如此，曹操在见到自袁绍处而来的郭嘉后，高兴地言及“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此外，还有袁绍的将领朱灵，曹操征伐陶谦，袁绍遣其率军协助作战，朱灵在见到曹操后言道：

灵观人多矣，无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复何之。

战后，朱灵毅然脱离袁绍追随曹操，后官至后将军，封高唐亭侯，成为名亚徐晃的良将，去世后也得以入祀曹操庙宇。反观袁绍，其祖上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本具有招纳四海人才的先天优势，但其虽礼贤下士却不懂用人，如郭嘉最初见到袁绍后所言：

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建安元年（195），袁绍围攻东郡，杀死不予合作的名士臧洪、义士陈容，即使是袁绍帐下众人亦无不叹息言道“如何一日杀二烈士”。在官渡之战中，其更是幽禁田丰、罢黜沮授，丧失诸多战机，自毁王霸之业。可以说，在官渡开战前，胜利的天平其实就已经开始倾斜至善用人才的曹操一方。曹操能够胜出，人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曹操晚年，即从赤壁之战至被献帝册封魏王后的时期，因割据群雄大都被剿灭，北方已经统一，曹操本人也已有不臣之心，要为最终建立曹魏实施准备，先前礼贤下士、爱惜人才的他开始变得猜忌多疑、刚愎傲慢起来，如当初袁绍一样也丧失了诸多本该一统天下的良机。赤壁之战前，益州刘璋遣别驾张松向曹操示好，但曹操怠慢来使，张松返回后劝说刘璋交好刘备，原本拱手可得的巴蜀之地就这样因曹操的怠慢而失之交臂。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也不无惋惜地评论道：

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

兵不血刃地夺取荆州后，曹操被胜利冲昏头脑，不纳贾诩“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之良谋，无视己方供给不足、士卒不精的劣势强行冒进赤壁，最后惨败而回；克平张鲁后，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曹操又不用刘晔之计，再失灭蜀良机，致使三国鼎足之势长达数十年之久，这种刚愎傲慢与他在官渡之战时对降臣许攸抱以完全信任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更为严酷的是，晚年的曹操虽然连续发布求贤令渴望人才，但如赵翼所言，其实质是使用权术驾驭人才，根本没有了当初的尊重。官渡之战后更是处死许攸、逼死张绣，后又设校事监督百官，朝中、军中因而恐怖气氛蔓延，即使如早期患难与共的谋臣程昱，为了自保也在赤壁之战后“乃自表归兵，阖门不出”，股肱之臣荀彧因政见不和遭到杀害，娄圭、崔琰、华佗之死更属冤屈，这充分暴露了其残暴的本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曹操的这种反差在刘备、孙权身上都可看到，刘备夺取蜀地后，州后部司马张裕曾因戏谑刘备胡须而被弃市，主簿雍茂也因阻谏称帝一事遭到杀害，雍茂的冤死还造成了“由是远人不复至矣”的恶果，蜀汉人才就此匮乏；孙权称帝后更是利用校事、立储等事对顾、陆等江东世家大族痛下杀手，孙吴政权也由此走上下坡路。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上甚至都并不少见，夫差、李存勖均因而丧身亡国。究其原因，都是在自认为大功告成、江山稳固之后，慢慢丧失了当初披荆棘时的仁者之风。

大量史料足以说明，随着己方势力的壮大，曹操对待人才不可能自始至终都保持一种态度：早年起兵艰难便礼贤下士，叛臣魏仲犹可赦免；晚年大业已成则嗜杀猜忌，“子房”荀彧亦不放过，这种前后不一的做法符合其一直以来“乱世之奸雄”的形象。简而言之，早年依靠爱惜人才与知人善任摧破强敌，这是曹操的聪慧之处；但晚年因刚愎、嗜杀失去了一统天下的机会，这也是他的悲剧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