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
当时红军兵力仅剩约7000人,人困马乏,物资奇缺。
然而,正是在那片贫瘠的黄土地上,红军不仅站稳了脚跟,还迎来了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
那么有一点,为什么红军偏偏到了陕北就安全了?背后有着怎样的逻辑和原因呢?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形成了天然的军事防御体系。
那里的塬、梁、峁、沟等地貌特点,使得大兵团作战难以展开,却为游击战和小规模部队行动提供了理想场所。
敌军若进入陕北,补给线拉长,地形不熟,容易被红军利用地形优势分割包围。
更重要的是,陕北靠近苏联和蒙古,我组织可以轻松的通过那里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国际支援。
那一战略位置使得陕北成为连接中国G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桥梁,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这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得到了印证。
许多读者可能误以为红军到达陕北时是进入一片真空地带,是从零开始的发展。
事实上,那里早就有党领导的G命武装和根据地存在了。
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已经合并,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苏区。
那里有坚强的党组织、强大的红军武装(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当中央红军到达时,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结束了长达一年无后方流动作战的困境。
正如史料所载,陕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G命战争时期唯一幸存的G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现成的落脚点。
也就是说,当时红军去陕北,不是“空地着陆”,而更像是“回家”。
红军到达陕北后,依然面临着老蒋的重兵围剿,特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
不过,我组织高层敏锐地意识到: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与老蒋貌似存在着貌合神离的态势,为我们的周旋留下了余地。
1935年底,毛主席深思熟虑后开始对张、杨二人开展统战工作:
1、派汪锋持亲笔信赴西安与杨虎城谈判。
2、派周公与张学良在延安秘密会谈。
3、在高福源等被俘军官牵线搭桥下,与东北军建立了联系。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
那样一来,红军不仅解除了正面军事威胁,还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发展时机。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兵谏老蒋,逼其抗日。
那一事件看似突然,实则是我组织统战工作积累的必然结果。
此前我组织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三位一体”,在利益共同体的驱使下,张杨二人开始远离老蒋,寻求自保。
另外,事变发生后,我们从民族大义出发,派周公赴西安调解,最终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最后老蒋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红军由此获得了合法地位和发展空间。
正如历史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在陕北的处境将更加艰难;但如果没有组织前期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
陕北地处中国西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它是连接华北、西北和中原的交通枢纽,对于控制中国北方具有重要的意义。
红军到达陕北后,引起了国内外各方的关注。G民党内部各派X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冲突,在对红军的围剿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的、坚决的行动。
同时,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也使得G民党不得不将一部分兵力用于抗日前线,分散了对红军的围剿力量。
此外,国际上对中国的G命形势也有一定的关注,红军在陕北的存在成为一种战略上的平衡力量。
那样一来,使得各方势力在对待红军问题上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当地正发生着严重的“左”倾错误。
刘志丹等根据地创始人被错误关押,部分同志已被杀害,根据地面临内部分裂的危险。
党中央知道后果断采取措施,派王首道等人“刀下留人”,迅速纠正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干部,恢复了党内民主集中制。
那一举措挽救了西北G命根据地,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为红军在陕北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由此,红军到达陕北后能够转危为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地理优势提供了生存空间,根据地基础提供了落脚之地,统战工作化解了军事威胁,西安事变实现了历史转折,各势力平衡减轻了生存压力,内部整肃巩固了G命根基。
正如毛主席所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从1935年到1948年,中G中央在陕北战斗生活了13年,从那里走向了全国胜利。
那13年的实践证明,选择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国G命史上最具战略眼光的决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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