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贝尔坦的“中国阁”》，[法]约翰·芬利著，王子童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271页，68.00元

亨利·贝尔坦（Henri Bertin）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753年。1759年，他在蓬皮杜夫人的支持下获得了财政总监这一职务。时值七年战争，焦头烂额的法国政府为其左支右绌的财政状况深感困扰，而贝尔坦正需要在这样的境遇中施展他的才华：他认为战时财政充满临时性的尝试与权宜，而这一特点会使他在财政总监任上得到更加自由的施展。1763年12月，和平到来后，贝尔坦随之辞职，但又很快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在路易十五的支持下，贝尔坦所建立的独立的国务秘书处（secrétariat d'État）掌控着包括印度公司、棉花、印花布厂和瓷器生产、农业和农业协会、矿业、种马场、河道以及运河航运、公共马车以及出租车和邮政服务、公路运输以及彩票、外汇等政治事务；以及同其他秘书处一样，负责制度内的诸多行政工作。这个管辖范围相当广阔的部门又被称作“贝尔坦先生的秘书处”（le secrétariat de M. Bertin），代表着法国君主对被称作“小大臣”（petit Ministre）的贝尔坦的垂青，和贝尔坦所接受的隆重荣宠。直至1780年卸任国务大臣，贝尔坦历经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的统治，担任官职期间始终保持着对宫廷和行政的影响力，地位崇高、交游甚广。

除去他身为国王重臣的一面，亨利·贝尔坦对中国始终保持着深切的兴趣。作为十八世纪中期风行于法国宫廷、绵延难衰的“中国热”的一部分，贝尔坦的中国兴趣始于他的里昂总督任期（1754-1757年）。彼时，他作为丝绸产业的监管者，已经深度介入到中法间的生丝贸易当中（第6页）。在贝尔坦主政里昂期间，他与一位名为皮埃尔·普瓦夫尔（Pierre Poivre）的旅行家结识，并通过他得到了其对中国的第一印象。通过他所负责的监督东印度公司的事务，贝尔坦与两名赴法晋铎并接受培养、被任命为遣使会神父的中国天主教徒高类思、杨德望相识，“贝尔坦阁下，国务大臣兼国务秘书，表示支持我们，期望我们同时为法国和中国效力。因此，我们同意将航程推迟一年”（15页）。借助这一机会，贝尔坦开启了他与驻北京的法国传教团之间的文学及科学通信往来，他对与法国传教士的“文学通信”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兴趣。从1764年到1788年，在贝尔坦于1780年卸任国务大臣后，他仍与其保持联系，并持续出版用于介绍中国物品、图像的《中国杂纂》，直至法国大革命迫使其流亡海外（126页）。在他的退休生活中，贝尔坦对中国的兴趣不减反增：他试图以其毕生所收集的中国知识为蓝本，在位于巴黎西郊沙图（Chatau）的庄园中营造具有真正中国特质的建筑群，并借助这一场域，使其完全得以比附为典范化的、“俨然有中华风骨”（第9页）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形象，成为真正的“法国儒家学者”。这一努力最终促成了“中国阁”方案，即沙图营造计划的设计和落成。虽然期间问题重重，中国知识理想与法国建筑的现实条件之间冲突错综复杂，贝尔坦所追求的、与“中国热”中盛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所相异的“中国本真性”也最终难以落地；但亨利·贝尔坦的“中国阁”，以及他作为热忱的中国兴趣者的欧洲知识精英身份，也作为中法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典范个案，成为约翰·芬利（John Finlay）《亨利·贝尔坦的“中国阁”》一书所探讨的核心主题。

亨利·贝尔坦

中欧知识的相遇

现代早期中欧文明相遇始终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焦点；而在总体性的研究之内，往往十七至十八世纪初的宗教传播、商业往来和艺术交流更受到学者群体的关注。相较于探讨交流的起源，约翰·芬利在本书中更倾向于研究一个业已成熟的文化往来与信息交互系统，从而真正理解十八世纪晚期欧洲对华认知的范式转型（第5页）：从盲人摸象般的探索，到基于两大世界文明的框架之下对中法两国的对等比较（comparer）（172页），法国知识精英用以取得中国经验的信息工具逐渐成熟。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亨利·贝尔坦与在华传教士群体的交流中缔造了以“哲学通信”为代表，以信件、图像和知识为载体的传播网络。作为中介的贝尔坦连接了在华传教士群体和在法国翘首以盼的中国兴趣者，这些兴趣者以在来自中国的货物清单上列举姓名的五十余人为代表。连接双方的传播网络使得亨利·贝尔坦处于跨学科的中国研究网络核心的地位。在华苦心孤诣取得中国知识，并以泰西补儒之士的身份力图赢得中国达官贵人青睐的传教士群体；和贝尔坦职务相关的国王图书馆等官方机构人士与渴求认知中国的同好群体；这相隔万里又互不相关的两者为亨利·贝尔坦所联系，这一交流渠道使原本被动接受中国影响的欧洲，逐渐取得了将中国知识视作范本，从而改造传统政治社会的现实能力。

基于亨利·贝尔坦其人对于中法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性，本书以此作为研究对象，详述了贝尔坦所代表的欧洲知识精英交际圈。这一交际网络以图像作为主要的知识载体，试图以中国道德改造欧洲秩序。通过作者对上述内容的分析与解说，亨利·贝尔坦对“成为一名儒家学者”这一愿景的期盼也就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本书的陈词并非卷帙浩繁，但基于约翰·芬利简洁可靠的叙述，本书对十八世纪中后期欧洲与中国在思想、技术和艺术方面交流的研究也就得以提纲挈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本书试图表明的内容，与“中国阁”所代表的、法国对中国的认知与理想化图景背后的意义与价值。

本书原作出版于2020年，时效尚新，其中对亨利·贝尔坦其人及“中国阁”其物的研究也就得以建立在经典的论述之上：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早在1917年就曾经发表过研究贝尔坦的论文《十八世纪的国务秘书，亨利·贝尔坦的通信》（Les Correspondants de Bertin, Secrétaire d'État au XVIIIe siècle），并在《杜尔哥的中国人》（Les Chinois de Turgot, 1920）中提及本书第一部分所描写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神父高类思和杨德望；本书关于此题的研究则引自裴化行（Henri Bernard-Maître）《十八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两位中国人》（Deux chinois du XVIIIe siècle à l'école des physiocrates français, 1949）。

作为“中国热”现象中中国兴趣者群体的代表人物，贝尔坦的形象多散见于以中国风研究为主题的艺术史论文中，如塔玛拉·普雷奥（Tamara Préaud）《赛夫勒瓷，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中国风》（Sèvres, la Chine et les "chinoiseries" au XVIIIe siècle, 1989，该文涉及第四章所述对中国范本的效仿[155页]，赛夫勒皇家瓷厂属于贝尔坦职权所辖）与佩兰·斯坦（Perrin Stein）《布歇的中国风：一些新资料》（Boucher's Chinoiseries：Some New Sources, 1996）等文章。

盖伊·凯尔（Gay Caire）撰写的长篇论文《贝尔坦：重农学派的大臣》（Bertin, Ministre Physiocrate, 1960），以及格温·刘易斯（Gwynne Lewis）的传记《蓬帕杜夫人的门生：亨利·贝尔坦与波旁专制主义的崩溃（1750-1792）》（Madame de Pompadour's Protégé: Henri Bertin and the Collapse of Bourbon Absolutism C.1750-1792, 2011）等材料，则主要关注贝尔坦身为路易十五、十六执政时期的重要臣僚与宫廷显贵的另一半生活；约翰·芬利亦曾引用雅克·西尔维斯特·德·萨西（Jacques Silvestre de Sacy）《亨利·贝尔坦与中国的影响：1720-1792》（Henri Bertin dans le sillage de la Chine [1720-1792], 1970）等文本对主题进行资料的添加与补遗。

除此之外，本书以通信集与书简集、物品目录、手稿、问题清单、中国书信、记史与材料等一手文献为研究主体，并在论及“中国阁”部分时以图像形式呈现出来，使读者得以参详贝尔坦在十八世纪得以赏阅的中国建筑图画，并取得与贝尔坦相似的审美感官体验，从而进一步对证本书的叙述主题：来源于大量英法出版物中以文字记述和相对有限的图像资料（包括公开刊行的版画，以及私人收藏的绘画作品）的、欧洲对中国的认知，在添加了不同程度的幻想元素后，其准确性与历史意义应该如何评估（77页）？基于原型图像的转绘与再创作，又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勘破真实与虚构，向贝尔坦为代表的欧洲知识精英群体传递真实的历史信息（62页）？

富有共性的感官体验是本书的优点所在，也是约翰·芬利加以详要分析的信息载体。正是通过图像的记录和传递，钱德明神父远在中国所构想的“精雅的书斋建筑群”（146页），才得以于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法国沙图落成，成为“收藏中国奇珍的微缩宝塔”（149页）——尽管这一跨越千里、“从圆明园到凡尔赛宫”的“魔术”事实上并未完成：对于沙图庄园，约翰·亚当斯与富兰克林祖孙给予了轻蔑的评价，这些嶙峋怪异的“中国奇石”（即遵照贝尔坦之命编纂的《沙图领主地籍图册》地图上标注的叠石景观）尽管耗资千金，但究其实用价值，无非“半块几尼”而已（148页）。

从钱德明神父所供给的构想，到苏夫洛、勒奎的中国建筑图稿（需注意的是，约翰·芬利于此处的论证并不完备，寄往中国的设计草图早已佚失了），再到沙图庄园在其短暂存在的时空中所呈现的历史景象（基于美国游客们的评价），构想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加入了太多的“法式幻想”。即使是已被完成的建筑计划，也都被附加了偏移甚至错误的中国要素，最终消亡于园林主人的避居国外的影踪以及旧制度末期激荡的社会变迁当中。

“为法兰西民族注入中华之魂”

本书的叙事主线在于贝尔坦对中国知识的理解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对理想化的中国政治图景与理想化道德形象（即儒家学者的身份）的比附。如同贝尔坦对路易十五的奏答：“陛下，需为法兰西民族注入中华之魂。”（第1页）在首个章节，贝尔坦的知识传播途径被列举出来，在与传教士群体的交往过程中，他学习并接受了来自中国的知识，从而构建起符合启蒙时代政治想象的“理想化典范”：即符合中国典籍所教导的、以道德逻辑感知世界、行使权利、进行思考的中国士人形象，并为贝尔坦本人所比附；如同本书结语部分对贝尔坦与钱德明往来的叙述，成为其精神世界中难以忽视的中国要素。第二、三章是对中国建筑在法国传播的综述性说明，从而为贝尔坦的“中国阁”设想提供理论工具；第四章中，通过与传教士群体的往来通信，贝尔坦获得了对中国式的住宅园林建筑的认知，并以其“中国阁”的建筑方案所表现出来——这一理想化的生活空间与中国知识中士人所居住的风格化庭院所重叠，使得贝尔坦的精神比附得以依托于现实存在的建筑空间中，并获得了更为拟真的中国式生活体验。

如果说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仅仅是亨利·贝尔坦被称之为“中国阁”的异国构想，那么约翰·芬利的论证当然是充分的，在与中国建筑相关的部分中，本书充分而详细地论证了自中式典范而至法国实践的全过程。但显然，本书的意图不仅限于此：十九世纪初，欧洲的中国形象发生剧变，此过程虽然肇端于十八世纪，却迅速摒弃了贝尔坦以及同时代人认知中的理想主义色彩（10页）。关于十八世纪晚期的欧洲，本书试图借助其完备的知识传播路径，以视觉图像为媒介进行认知史的研究，从而探求欧洲的中国认知图景所发生剧变的源流。但这一尝试在本书的表现形式过分囿于“中国阁”的物质身体，也即其作为中式建筑传播至法国的范式价值。作为对“当时欧洲对中国的认知”之研究，“中国阁”作为约翰·芬利所选取的对象，当然是过分狭窄了，以至于我们仅能从中获取一则无法被复现的传播模式——“中国阁”实际上从未完全建成，即使是建成的部分，也存在着时人固有的、符合法国人审美趣味的英中混合式园林构件（或被称为英中式花园[Jardin Anglo-Chinois]，受钱伯斯《东方造园论》的影响，在十八世纪晚期的法国乃至欧洲普遍流行）的存在：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中国阁”所独占的研究内容，当然是值得我们再度思考的。

本书英文版书封

社交网络：精英们如何交流中国知识

《论中国建筑》第一册最后的系列图版展示了各种形式的佛塔，约翰·芬利认为，这种建筑形式的参考价值是有限的，他引用耶稣会士的评论：“欧洲建筑师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值得关注的东西……”（95页）但“宝塔”在法国并不罕见，事实上，本书令人惊讶地遗漏了舒瓦瑟尔公爵（Étienne-François, duc de Choiseul，部分观点见Adam Parr,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vol. 53, no. 1/2, 2021, p. 138），作为同时代的宫廷要员，舒瓦瑟尔不仅深度参与了与亨利·贝尔坦的政治行互动，而且与贝尔坦相同的是，他亦接受了蓬皮杜夫人的长期恩宠：在蓬皮杜夫人去世后，舒瓦瑟尔便旋即由于与杜巴利伯爵夫人的矛盾被贬职乃至解职；除此之外，舒瓦瑟尔曾于1764年强烈反对路易王太子驱逐耶稣会士——而耶稣会正是贝尔坦通过“哲学通信”所组建的知识网络中不可或缺的生产部分。在舒瓦瑟尔的尚特卢庄园（Château de Chanteloup）建造有一座精巧的石制宝塔（la pagode de Chanteloup），这座塔式建筑的修建时间大约在1775至1778年间，是1770年舒瓦瑟尔失势后，以建筑师路易-德尼·勒卡缪（Louis-Denis Le Camus）领衔所进行的、以英中式花园为范本的改建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改建耗资颇多，甚至使得整个舒瓦瑟尔家族都陷入了艰难的财务状况——而该方案与贝尔坦的“中国阁”建设计划基本处于同一时期。我们很难不保留这样的猜想，即舒瓦瑟尔的尚特卢宝塔和贝尔塔的“中国阁”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而这一关系可能基于十八世纪末的中国知识交流圈——但我们并不能从本书中得到这些信息。

与之类似的，我们也无法得知贝尔坦在以他为枢纽的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第一章中对杜尔哥“问题”清单的说明（22页）令人耳目一新，如果能基于杜尔哥的问题和随后由传教士所寄回的“中国答案”之间的互动，进行更深入和详细的比较，那么想必能够得到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但除去杜尔哥的清单，以及随后通过绍讷公爵所表述的、对与贝尔坦直接联系的交游网络的部分介绍（55页），本书并未进一步对法国知识精英所构成的共同体进行论述。这种空缺对于贝尔坦的“中国阁”计划来说，当然是无伤大雅的；但它确实反映了本书论证过程中的取巧，相较于更加复杂的对以贝尔坦为核心的启蒙时代下知识精英交流网络进行重建和分析，约翰·芬利选择了涉及范围更狭窄的“中国阁”。中国风格园林建筑群的建造实际上居于认知史视角下的思想往来之外，约翰·芬利的叙述也就连篇累牍地聚焦于贝尔坦与钱德明为代表的在华传教士集体的通信，以及为其所影响最终筑就的沙图的亭台楼阁中——正如前文所说，即使是基于“中国阁”本身，这一建筑方案也未能以钱德明与贝尔坦的理想而实现。1790年10月16日，钱德明致信贝尔坦，言及虽曾许诺协助规划“中国阁”，然而不能身临其境，唯神游而已（146页）；但当钱氏神游而归，沙图的亭台轩榭仍能如同“哲学通信”中那样迎接友人吗？同年，察觉变革将至的贝尔坦将沙图庄园售予费基埃尔侯爵夫人后离开法国，先至亚琛，后辗转比利时斯帕，最终于1792年9月16日客死异乡（148页），与钱德明的来信恰好相隔二十三个月整。

“中国阁”特殊吗？

“中国阁”在本书中于法国十八世纪晚期的英中式花园浪潮中所表现的特殊性也值得商榷：对“中国阁”的特殊性的推理本身基于约翰·芬利针对中国建筑的分析（即第二章、第三章）。这些分析本身拥有详实有力的结构。但针对中国建筑园林西传，和相应的第一章涉及的《御制耕织图》融合元素蚀刻作品（22页），《中国杂纂》第九卷（1783年）中刊登的十二幅雕版插图（严州府水患后皇帝赈灾场景的插图，43页）、第四章涉及的图像之转译（154页）等论证本身是否与十八世纪末法国知识精英对中国知识认知的发展和随后十九世纪初关于中国形象的去理想化剧变存在着必然性联系？基于本书的论证，这个问题恐怕难以回答。“请见图示”（voyez les peintures，第2页）的手书字样表达了贝尔坦所采用的理解方法，即文字与图像互相参考。这种方法以贝尔坦本人保留的文献记录为基础，模拟了对中国图景的认知、接受方式。但我们不能就此认定，适用于亨利·贝尔坦就等同于适用整个欧洲知识精英群体，从中，我们也能再次审视贝尔坦作为研究对象是否具有代表性：至少通过本书，我们无法获知贝尔坦在其交游圈层中的更多举措。在有数十人的签字的知识交换网络当中，贝尔坦是其中最大的交集吗？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思考。

通过贝尔坦本人的收藏、通信和图像材料，我们得以对贝尔坦的精神世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再建。北京耶稣会士源源不断寄送的图像、典籍、器物以及自然样本，构成了一个持续扩容的跨媒介知识库，我们也得以借助这些知识的历时性流动，对贝尔坦藏品的演变过程以及他对藏品的认知深化进行系统地理解。但它所提供的论述，并不能证明本书中借“中国阁”情景所演示的“贝尔坦范式”在欧洲知识精英群体当中普遍运行：通过本书得以获知的是，它仅在贝尔坦处曾经发挥作用，贝尔坦与更多的传递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实际上并未被书写。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也只能认为：贝尔坦的“中国阁”是否对随后历史的演进，以及中法文化交流模式的进化和剧变造成了足够决定性的作用，这一问题值得读者进一步思考。

作为传播载体的图像：风格与意涵

本书采用法国的中国图像作为交游网络用以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这一尝试具有建设意义，图像所构成的感官世界本身具有天然的共性，这使得我们得以跨越数百年的历史时空，对贝尔坦所代表的欧洲知识精英群体对中国的认知过程进行初步的理解。但与此同时，对图像的迁转很难被认定作仍然处于真实之中的中国要素。图像转换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天主教徒、完全接受西式教育的高、杨二人；还是居住在北京的传教士群体，他们与贝尔坦之间的知识交流链条实际上依然纯粹属于法国。这种交游本质上仍未逃离国别的窠臼，而是利用信函往来时漂洋过海的地理距离，将两者之间实然存在的同类身份模糊化了。在本书所描写的贝尔坦通过传教士获取中国知识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位纯粹完整的“中国人”的形象插身之内：从沙图到北京的中国式书房里，信件往来的彼此都具有鲜明的、难以更易的法国底色。

贝尔坦在《中国杂纂》首卷序言中叙述，“欧洲所见多是最劣等的中国画——那些产自广州口岸的粗劣之作”，但他特别指出，自己收藏的来自北京的画作则精良得多（121页）。即使是作为“中国热”中获知堪为典范的贝尔坦，他也难免为“盲人摸象”式的认知观所困扰。北京的画作与广州有其优劣，如果将相同的观察视角转向在中国居住的人民，那么对相较于法国面积广袤十余倍的中国而言，国土的辽阔、地理生态和生活环境的复杂就使得一切关于中国人形象的描绘都难以通过具有单独指向的描摹进行表达。中国主视角的缺失使得贝尔坦对理想中国的推崇始终缺少决定性的标尺，最终导致“中国阁”的设想不可避免地走向法国化。

在贝尔坦的“哲学通信”中，尽管每个环节都尽其所能保证了中国知识的真实性，但由于法国本土意识的影响，所获得的材料还是不免受到一定的影响：贝尔坦所代表的兴趣者对中国的认知也就更加理想化——或者说，更加符合中国兴趣者本身的文化背景。针对中国经验的再造使中国图景在中国兴趣者心目中更为完善，最终建立起基于自我表达的认知范本。在这样的表达逻辑下，真实的中国也就为兴趣者们自身的政治意图、文化偏爱等要素所遮蔽。约翰·芬利的论证忽视了中国方面的动向，通过本书我们仅能得知乾隆皇帝对贝尔坦的存在表示“龙颜甚悦”（146页），除此之外的中国图景似乎仅存在于法国知识界的来往书信中，为其所品鉴赏玩，作为用以满足审美趣味和政治理想的典例性质的切片。

贝尔坦：启蒙时期的法国儒家学者

全书的最后一段，也即结语汇总了贝尔坦对中国物象的提炼与思考。以视觉图像为载体，通过对异国的专制君主的歌颂（153页）和“各安其分”的政治生态中士人身份（与旧制度政治图景下的臣僚身份相吻合，贝尔坦所熟知的经典结构）的复现，贝尔坦从来自乾隆皇帝的称赞和理想中道德系统的成功运行中获得了精神的餍足。在虚置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理想语境下，贝尔坦对典范化士人形象的尝试得到了程序既有的回应，新的封闭性的政治秩序也就被建立起来——尽管这一理想状态下的道德秩序仅仅存在于贝尔坦的通信之内。正如同钱德明将孔子塑造为贝尔坦现世幸福的引路人：“凡人尘世所能企及之幸福终有边界，但赏善罚恶之天道轮回自有其公正”（182页），在贝尔坦变卖家产，避居海外前夕，与钱德明神父的通信使得贝尔坦对孔子思想的实践得到了精神上的报偿。

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对贝尔坦藏品的流散的研究（176-181页），贝尔坦收藏的重要部分于1794年2月被国家图书馆接收，这些文物原本被记录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钱币与徽章馆档案中，作为相当具有前瞻意味的“古物博物馆”建设计划中藏品的所属部分。本书并未对其中过程进行详细的叙述，但随着1815年与1828年的两次拍卖，贝尔坦的藏品大多不知所踪。在流散过程的书写呈现之中，本书的分析仍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同样是作为传播网络的呈现，贝尔坦的中国书斋藏品流入拍卖市场的过程同样基于中国信息的交换过程——但这一过程将会更加隐蔽、且详细的统计难以进行。针对贝尔坦之收藏的后续存在，本书的叙述并未给出一个详尽的解答；或许受资料所限，但“中国阁”在本书中的形象也就未能得到完整的解读，事实上，在以“中国阁”为主题的整体性叙事中，本书仍有缺笔。无论是亨利·贝尔坦在寓所庭院中具体的生活与交游，还是贝尔坦离开后，他的“中国阁”与来自中国的藏品所遭遇的流散，在作者的叙述中都尚有未尽之处。通过约翰·芬利的叙述，我们仅能从往来信函中的只言片语中得到贝尔坦对“中国阁”的态度，但关于一座住宅最为本质性的生活体验，这是本书在论证过程中较为薄弱的部分。

贝尔坦之后，“中国热”往何处去

通过本书叙述的典型的、中国图景于法国本土的传播模式，十八世纪末，“中国阁”所代表的物象不再回转，而是成为法国知识界内部迁转的异国趣味。这种物象通过繁丽的装饰物和追新求异的审美倾向，成为中国图景新的物质表现形式。当1789年的立宪体制建立后，随着大革命的新生活秩序的宣扬，这种趋于繁复的“旧风格”也就被新的情感图景下大众的新选择所取代。如同避居国外的贝尔坦，和他流散而又不知所踪的中国藏品一样，“中国阁”的审美建造基于对现实政治图景的虚构认知，伴随着政治形态的转变，对于理想政治状态和理想审美模式下的“中国图景”的声张便沉寂下来。对中国道德典范的模仿让位于直接具体的政治实践，它所代表的理想图景也就重新回归到虚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