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经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北宋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理念形成
一、强藩原因 当时藩镇亦皆募兵，倚以跋扈，虽世宗不能尽制也。 从安史之乱开始，藩镇的不服中央的局面就愈发加剧，而直到五代时期，即使是雄才大略的周世宗，也始终无法有效地压制藩镇的势力。这种局面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对抗，而是深层次的权力结构问题，藩镇能够持续强大，背后有着强有力的资本支撑。 想要不服，首先得有资本。没有资本的藩镇不过是做作的嘴炮，所谓的跋扈也不过是无脑的行为。唐中后期到五代，藩镇的强悍资本可以归结为三大方面。首先是他们有能力直接募兵，在动荡的时代里，手中有兵有枪便意味着底气十足；其次，兵和枪需要钱来维持，而藩镇的军事财政通常不受中央的控制，拥有独立的财政权，这使得他们能稳定军队的供给；第三，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唐中后期，中央虽然派遣宦官作为监军，但效果非常差，太监们做事一向不光彩，这种人身上并无王者之气，反而容易让原本忠诚的藩帅反感，甚至最终反叛。 因此，从唐中期到五代，中央政权一直属于削藩的伟大工程，但常常是削到最后，结果反倒是藩帅变成了新皇帝。皇帝们力图让国家形成强干弱枝的格局，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常常因对藩镇的削弱过度，而自己反倒成了摇摇欲坠的弱干。所以，想要真正完成削藩，必须在钱、兵和监督这三方面上做好全方位的制衡。 二、宋太祖释权 所谓释权，实际上就是逐步稀释藩帅们的权力。宋太祖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不仅是一段传奇，也反映出他作为一位藩帅的崛起历程。他深知兵权在手会给自己带来多么巨大的威胁，因此他才决心不让自己的命运重蹈覆辙。 赵匡胤的经验让他明白：处理藩镇问题不能一刀切，但也不能完全不切。刚刚登基时，他就果断制定了三项核心策略：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三招简单直接，实际上就是在削弱藩帅们的权力、经济和军队。公元960年，他便出台了一个阳谋政策，要求各地大帅不再随便扣押商旅货物，禁止随意搜查，没有走私和军火等疑虑的商人应当得到尊重。这项政策在当时既合民意又有利于国家，唯独不利于藩帅，虽然这些地方大帅表面上无法反驳，但心里早已不满。
随着政策的逐步实施，赵匡胤开始大规模削弱节度使的财政权利，失去了财政大权的藩帅，等于失去了饭碗，这使得他们的实权大幅削减。公元966年，赵匡胤又进一步禁止藩帅私募兵员，打破了过去五代藩镇制下的私兵政治。私兵的存在曾在五代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魏博牙兵，它直接影响了后梁和后唐的建立。通过断绝私募士兵，赵匡胤切断了藩镇势力与中央对抗的可能。 此外，赵匡胤加强了监军制度。监军的职责不仅仅是监督藩帅，更有实际的领兵指挥权，这使得藩帅的军权大为削弱。从制度上入手，赵匡胤不仅控制了藩镇的财政和军队，避免了类似他自己这样藩帅手握兵权后成为威胁的情况。 三、赵光义改制 赵光义，宋太祖的弟弟，也是一位军事爱好者。然而，经历了两次伐辽失败、杨业的阵亡以及高粱河战败后，他开始深刻反思北宋的军事布局，并决定进行一系列内部改革。 赵光义放弃了当初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梦想，转而着眼于内部改革，他将藩镇制度改为都部署边防统兵制，从而彻底改变了北宋对辽战略的方向。从此，北宋对辽的态度由进攻转为防守。赵光义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战略理念开始初步形成。 四、宋真宗罢兵 宋真宗，在澶渊之盟之后，彻底被战争的失败和疲惫打击得心灰意冷。他与辽国的和约让他认识到，继续争夺幽云十六州已经没有意义。作为一位皇帝，真宗并不热衷于军事，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了决定——彻底削弱武将的权力。 尤其是在1008年，真宗向武将们发出了最后的论断：那些在战时只会夸夸其谈、打不了胜仗的武将，实际上毫无用处。宋真宗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即将都部署改为巡检及都监制，进一步强化对武将的控制。这不仅有效遏制了武将们的兵权，也让他们的权力变得更加分散和微弱。至此，北宋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理念彻底形成，这一理念为国家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也为后来的衰败埋下了隐患。在国家的安稳下，实际上也为未来的衰败提供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