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画家陈容生平考略
周 逊
陈容,字公储,别署所斋,号所翁,是活跃于南宋理宗年间以画龙著称的画家。《画继补遗》、《图绘宝鉴》、官修方志等对其生平有简短记载。目前学术界针对陈容生平的研究较少,仅林树中《陈容画龙今存作品及其生平的探讨》一文,针对其籍贯、生卒年、出仕经历略有考辨,其后朱万章、谈福兴等学者的研究亦多在此基础上展开。本文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著录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考陈容的籍贯、生卒年、仕途经历及其交游关系,以充实陈容相关的学术研究。
[南宋]陈容(传) 五龙图 42.5×299.5cm 纸本水墨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 01—
陈容籍贯及生卒考
1.籍贯考
根据现有资料,对陈容籍贯的记载有福唐、长乐、三山、临川多种说法。结合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对陈容籍贯的几种说法进行如下辨析:
陈容墓
(1)福唐说
早期画史文献如《画继补遗》与《图绘宝鉴》明确记载陈容为“福唐”人。
陈容,字公储,自号所翁,福唐人。能文,善画水龙,得变化隐显之状,罕作具体,多写龙头。每画成,辄自题跋,他人不可假也。登进士科,仕典州牧。
陈容,字公储,自号所翁,福唐人。端平二年进士。历郡文学,倅临江,入为国子监主簿,出守莆田。贾秋壑招致宾幕。无何,醉辄狎侮之,贾不为忤。……宝祐间,名重一时……
“福唐”系福清古称,“唐武德六年初置新宁县,同年改名长乐县,县治在古槐(时称敦素里平川)。上元元年迁治至吴航头(今长乐吴航街道)。唐元和三年,长乐县曾并入福唐县,元和五年复置,五代时曾短暂改名,后复为长乐县。”“析长乐县东南八乡置万安县,后改名福唐县。五代闽龙启元年改名福清县。”由此可知,福清正是从长乐县析出东南八乡所置。此后,在唐元和三年(808),长乐县曾一度并入福唐县,数年后复置。这种“析置”与“合并”的复杂沿革,成为后世混淆陈容籍贯为福清或长乐的原因之一。
(2)三山说
《浙江通志》载:
陈容,三山人。宝祐元年,由太学生知平阳县。简易从容,邑人化之。时与士论文讲艺,敷绎大义,士习以兴。至于崇社稷、辟道路、通沟洫、议赈籴,民事备举。
“三山”乃福州之别称。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锤龙铭》直称为“福州人”。在宋代,无论是福清还是长乐,均隶属于福州(后升为福安府)管辖。称陈容为“三山人”,可能是编纂者用知名府郡代替具体县邑,标注其籍贯,与“福唐说”“长乐说”并不矛盾。
(3)临川说
《金溪县志》作临川人,《辞海·陈容条》载:“陈容……福唐(今福建福清)人,一作临川(今江西抚州)。”《福建通志》有陈容“嘉熙间(1237-1240),通判临江军州”,临江(今江西樟树市临江镇)与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在南宋时期同属江西路,地缘相近(约130公里),或为后世编纂者混淆其仕宦地与籍贯,致“临川说”流传。
(4)长乐说
《福州府志》《江西通志》《福建通志》《平阳县志》等均载陈容为长乐人:
陈容,长乐人,号所翁,官至朝散大夫,善画龙,为世所宝爱。
陈容字公储,长乐人。端平二年进士,嘉熙间通判临江军,以才名受知理宗,入为国子监主簿,后人常思之。
陈容,字公储,别号所翁,长乐人。端平二年进士,初令平阳,辟道路,通沟洫,议赈籴,修葺学宫,从容简易,政务修举。诸生敷衍经义,暇则与佳士论文赋诗。嘉熙间通判临江军州事。以才名受知理宗,入为国子监主簿,官至朝散大夫。贾似道欲招致之幕下,容酒酣,辄卑悔之,似道亦敬而不怒。出知兴化军。
陈容,字公储,自号所翁,长乐人。端平二年进士,宝祐元年初为县令。崇社稷,辟道路,通沟洫,议赈籴,修葺学宫,增置礼器,政务备举,时与诸生敷绎经义,士风大畅。暇辄与佳士论文赋诗,山川胜迹每多题咏,尤善画龙,世传“所翁龙”。
[南宋]陈容题“独也正”摩崖石刻
另,据福建长乐陈和栋、陈明清提供的《营田陈氏谱》:陈容原籍良田里石门(今江田镇石门村),因其祖上曾参加过“营田”,故石门这一支称“营田陈”,后陈容这一支又迁往长乐县城西关。长乐学者黄世鼎的《吴航诗话》明确指出陈容为“长乐县城关西关村人”。
经实地走访,西隅岐陈氏后人指认,清乾隆年间在西关外所建天后宫旁的僧舍,相传即为陈容部分故居旧址,现故居的门楣上刻着“陈公故里”四字。陈容的墓坐落在吴航街道十洋村的后山,虽原墓破坏严重,但墓门形迹与构件犹存,旧时立有其所书“所斋”碑,1985年县文化局重修。位于六平山北涧寺十余步一处留有陈容“独也正”的摩崖石刻,竖写,未见落款。墓葬、故居、石刻的存在,为“长乐说”提供了有力的实物支持。
综览诸说,“福唐说”源于历史地名沿革,“三山说”实为府级籍贯标注,“临川说”概源于对其仕宦地的误读。而“长乐说”不仅得到方志系统的文献支持,更拥有族谱、乡土记载、故居线索及其现存墓葬共同构成的多重证据链。因此,陈容当为福建长乐西关人。
2.生卒考
目前学界对陈容的生卒年有多种说法 ,然皆属间接推断,未有定谳。这些推断大致有一个时段,具体年份的差异,反映了现有证据的模糊不清。其中,林树中所考之“1189-1268年”说,因论证相对周密,为国内外学界多所接受。笔者以为,林说之基石在于“以诗证史”,其路径正确,然部分推论确有模棱之处;后经谈福兴对关键文献的系年补正,使得此说证据链趋于完整,结论更为坚实。
林树中推考陈容生年,核心依据为李昴英《送陈公储序》。其文载陈容“得与朝廷大论议”“拥百万重兵止旗鼓分合之”等语,以及“其将如京师而来别也,语之曰:‘君当遽伯玉知非之年,而克己功夫过之’”联系陈容所处时代,据《宋史》载端平元年(1234)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七月,宋兵入洛阳;八月,蒙古兵至洛阳,宋兵退。蒙古借此遣使责宋图谋洛阳。自此,蒙军挥戈南下,兵祸连年。“嘉熙二年秋七月壬午,以霖雨不止,烈风大作,诏避殿、减膳、撤乐,令中外之臣极言缺失”,嘉熙二年(1238)理宗开始采纳谏言,符合李昴英《送陈公储序》所述“一日,我知(陈公储)得与朝廷大论议,疏上累百不止……”的作序内容。李昴英文集编年明确,此序作于嘉熙二年(1238)。据此上推,陈容生年当为1189年。陈容于端平二年(1235)中进士。若其生于1189年,则中第时为47岁,正与林希逸祭文中“一第中年”的描述高度吻合,也符合南宋士子科举及第的平均年龄区间。故此,由李昴英《送陈公储序》所推之1189年,作为陈容生年,虽属间接,但逻辑链条清晰,典故运用明确,是目前最可信从的结论。
林树中在考证卒年时,已取得多条关键线索,然其推断至“1268年此顷卒”,结论略显游移。林希逸《莆守监簿陈所翁祭文》与《陈所斋挽诗》是确定卒年的直接文献,方回(1227-1307)《桐江续集·题罗观光藏陈所翁墨竹》为旁证。林氏已注意到挽诗与祭文内容呼应,且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序作于咸淳六年(1270),故推断陈容卒于“1270年之际或略前”。然文后所附年表“1268:八十岁,此顷卒”,显得推论模棱两可。
谈福兴的研究,其贡献在于对林希逸诗集进行了系年排比,从而将卒年锁定在具体月份。《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基本以时间为序编排,《偶得虾酱怀所翁作》此诗在《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四中,前有《送蔡弥坚西上》为戊辰(1268)作,后有《山前山丹已见微红》标四月初六日,及《得浩书自维扬至京将归矣》标五月十三日。故可推定此诗作于1268年四、五月间。诗题明言“怀所翁”,内容伤感,足证此时陈容已卒。再有《所翁为泳作小卷玩珠龙极其精妙赋玩珠吟一首追忆此友》的时序,紧随《得浩书》之后,而其后为《七月十二日作》。故其创作时间在1268年五、六月间,再次证明此时陈容已故于此。通过林希逸诗作的精确系年,我们可以确凿地推断:陈容卒于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四、五月之前。结合其生年1189年,享年80岁。
林、谈二人构建的证据链基本合理。然必须指出,考据中所依赖的“知非之年”“一第中年”“古面”等词,终究属于文学性的寿数描述。它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坐标,但其本身无法等同于精确的生物学年龄。这意味着结论是在现有证据下最合理的推断。
— 02—
陈容的仕途
关于陈容的仕途,以前所述清乾隆二年《福建通志》所载内容最为全面丰富,然其履职时序混乱,需详加考辨。
元人吴太素《松斋梅谱》卷十四《画梅人谱》有“艾淑……与陈所翁同舍,时称‘画龙俱得名,六馆二妙’”,且《浙江通志》有记载其由太学生入仕,可证陈容早年曾入太学,因画龙得名。《三山志》记载“端平二年(乙未)吴叔告榜,陈容”,此后一直不变,可确定为真实信息,由此踏入仕途。
然诸志所载其任职时间颇有矛盾:《福建通志》载陈容“初令平阳……嘉熙间(1237-1240)通判临江军州事”而《浙江通志》载其“宝祐元年(12 53),由太学生知平阳县”,《平阳县志》载“宝祐元年(1253)初为县令”。然而“宝祐元年”距离陈容中进士(1235)已过18年,而“嘉熙间(1237-1240)”在临江军任通判,距离陈容中进士,时隔1年。故而,从时间上看出现了混乱,“初为县令”有误。
谈福兴在考述时间逻辑时,从南宋时期官品级别来佐证,其所述通判为从八品,国子监主簿为从七品,平阳县令为六品上阶,平阳县令的级别高于通判和国子监主簿,故不可能“初为县令”。笔者依据《宋史·职官志》载“承事郎……县令、郎……为从八品”和《元丰九域志》“温州,永嘉郡……县四,望,平阳”来判断,“平阳县”应为“从八品”,而临江军属于“中州”或“下州”级别的军州通判的记录官,根据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官品令》,应该为正八品。国子监主簿虽为从八品,但京职事官,身处中央权力圈。朝散大夫为从五品。有鉴于此,陈容“嘉熙间(1237-1240)通判临江军州事。以才名受知理宗,入为国子监主簿,官至朝散大夫”从品级来看是顺理成章的。
至于其出任平阳县令之晚,或与党争权臣有关。“贾似道欲招致幕下,容酒酣,辄卑侮之,似道亦敬而不怒”,大体叙述与夏文彦《图绘宝鉴》“贾秋壑招致宾幕。无何,醉辄狎侮之,贾不为忤”一致。又曾借《浯溪中兴颂》题诗“中兴碑下奸臣惧,天道何尝不好还”以讽贾氏,因而触怒权贵,被贬出京,遂有宝祐元年(1253)任平阳县令,实合情理。
[南宋]陈容 自书诗卷(局部) 纸本水墨 故宫博物院藏
再则,《福建通志》称其“出知兴化军”,然谈福兴查证“兴化军自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无陈容出任过兴化军知军之职”,然得罪贾似道,并无可能升职为“知军”。而《图绘宝鉴》载其“出守莆田”,根据好友林希逸祭文题《莆田监簿陈所翁祭文》,可以确定,陈容逝世前应为莆田县主簿,非知军。“初知兴化军”之说,或为方志撰者以其声望而附会。此外,陈容的诗文可作为其仕途多舛的重要旁证。《为人赋横舟》中的诗句,可与其坎坷的仕宦经历呼应。诗中“古悲歌,泪如血,渡河无船气欲绝”“人生苦乐不相等,风波血刃蛟流涎”等句,充满了悲愤与无力感的挫败。
综上所述,可勾勒出陈容的仕宦轨迹:他早年求学于太学,于端平二年(1235)进士及第,其后于嘉熙元年(1237)出任临江军通判。因才华出众,于嘉熙二年(1238)获理宗赏识,擢升为国子监主簿,官至朝散大夫。然因其刚直不阿,屡次讥讽权相贾似道,终在宝祐元年(1253)触怒当权,被贬为平阳县令,最终任莆田县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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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容的交游
陈容的交游载籍所记甚少,在其交游圈中,陈容与李昴英、林希逸交往最甚,与艾淑在太学时期为舍友,并与翰林陈合、太傅陈俞有所往来,也与道友往来。他们都怀有共同的文学志趣和相似的政治见解,彼此钦佩。
李昴英(1201-1257),字俊明,号文溪,广东番禺人,为南宋名臣及文学家。其政治与学术背景深厚,早年受业于大儒崔与之,宝庆二年(1226)登进士第,历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以“不畏强御”著称,曾屡次劾奏权相史嵩之、贾似道等,终因直谏去职,归隐文溪。
与陈容的交往或为江西任内的重合,据《南宋馆阁录·续录》载,李昴英于嘉熙二年(1238)十月以直宝谟阁出知赣州,次年兼史馆校勘、权兵部郎官,其间主要在江西一带活动。而陈容曾于“嘉熙间通判临江军”,临江军治所在今江西清江,与李昴英任职赣州地理相近,时间相叠。据此可推,二人应于嘉熙年间在江西官场结识,并因志趣相投、气类相近,结为至交。
嘉熙二年(1238),李昴英为陈容所作《送陈公储序》,是一篇极具深意的精神证词。其文开宗明义,引孟子“浩然之气”定义陈容之“豪”,强调其“豪”并非晋人式的放浪形骸,而是植根于儒家道德气节的“刚勇之豪”。李昴英本人即此种气节的践行者,其日后在朝中劾史嵩之、忤贾似道,正与其所倡“浩然”一脉相承。因此,他对陈容的推重,实为两个精神同构者之间的相知与共勉。
序中看出李氏对陈容的欣赏是全方位的,他精准地概括了陈容的“博通”:“才气豪一世,百家九流之说无不通,古今天下事事物物必究极所以然,长章巨篇杰壮奇诡,酒酣气张急取墨汁作千万丈龙于尺素间,云蒸雨飞,天垂海立,腾骧夭矫,幽怪潜见。疑前身豢龙氏,役风驭霆,尽护角鳞之族,故能逼真如此。所至相追随多可人而学之,所到心之所存,人微必尽知之葢抱负”;点名其仕途上的困境“伟而志,未信政屈,贾沉郁无聊时,方汗漫尘表,有旋轩自得意。胸中定力,兹可验矣。诗焉、画焉、托焉耳”。画龙,是内在磅礴力量与豪迈情怀的艺术宣泄。
此序作于陈容将赴京城(极可能出任国子监主簿)之际,时值史嵩之专权,朝局压抑。李昴英此序,既为挚友壮行,鼓励其将艺术中的豪情转化为政治上的作为;亦为诤友箴言,文末“勤饭以后其之豪,疏饮以寿气之豪”的关切,更见其情谊之笃。
林希逸(1193-1271),字肃翁,号鬳斋,南宋福建福清人,为当时重要的理学家与文学家。其学术思想融贯三教,尤以《庄子口义》闻名于世,刘克庄誉之为“儒林巨擘”。理宗端平二年(1235),林希逸与陈容同登进士第,既是“同年”,又属同乡,这一双重身份为其后数十年深厚交谊奠定了重要基础。
林、陈二人之交,持续三十余载,既建立在同年同乡的地缘与科举渊源上,更植根于相近的诗文趣味与精神气质。林希逸与陈容在诗文上互为知音。在陈容去世后,林希逸于闲居期间写下多篇悼念诗文,情感真挚,可见交情之笃。其中,《莆守监簿陈所翁祭文》是一篇系统总结陈容生平与人格的重要文献。祭文中,林希逸以“千年百年,豪杰能几”高度评价陈容的历史地位,称其“才思之妙,舒英吐葩”“老笔纵横,醉不停手”,充分肯定其文学与绘画成就。同时,他也深切同情陈容的仕途坎坷,指出“一第中年,世路何蹇”“岂伊才名,能尔折磨”,对其怀才不遇的境遇表达了深刻的共鸣与惋惜。
除祭文外,林希逸在咸淳四年(1268)至五年(1269)间,连续创作多首追忆陈容的诗作,形成一组完整的情感序列。《偶得虾酱怀所翁作》以日常琐事触发怀念;《所翁为泳作小卷玩珠龙极其精妙赋玩珠吟一首追忆此友》则通过品评陈容画作,表达对友人艺术造诣的钦佩与追思;《陈所斋挽诗二首》更系统总结陈容一生,称“才名虽压流辈,宦迹终成坎坷”,可谓知人之论。
这些诗文中,林希逸不仅追忆二人“去冬遇我,紫帽是还;仅能两夕,笑语溪干”的最后相聚,更对陈容“其迂似夸,其简似亢;亦以此名,亦以此谤”的独特个性给予深刻理解。他将陈容比作李白、石延年一类“不仙则已”的传奇人物,坚信“翁必不死”,其精神与艺术必将长存。
林希逸作为陈容的“同年”与同乡,不仅在其生前与之保持密切往来,更在其身后通过祭文与诗作,还原了陈容作为“才子”“画家”与“坎坷士人”的多重形象。这些文字既是对个人友谊的纪念,更是对一代才人命运的历史记录,为后世理解陈容的生平与成就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文献。
艾淑,字景孟,号竹坡,福建建瓯人,为南宋中后期重要画家。其早年游学太学,与陈容同舍而居,因皆擅绘事,成为陈容艺术生涯中早期的同窗与艺友。元代吴太素《松斋梅谱》载二人“同舍,画龙俱得名,时称‘六馆二妙’”,可知他们在太学中已以画龙齐名。所谓“六馆”,指国子监所辖教学机构,代表最高学府;“二妙”则是对二人艺术造诣的高度认可。这一时期共同的艺术探索,对陈容画风的形成具有影响。
陈容在乡期间的交游活动,有时序可考。嘉熙二年(1238)四月,陈容于“江天楼”与潘公海夜饮并赠诗,是其早期交游的重要记录。次年六月,他与同榜进士潘牥、林希逸及里中名士同游福州鼓山涌泉寺,分韵赋诗,此雅集盛事足证其于乡邦文坛的地位,亦与《长乐县志》所载“暇则与佳士论文赋诗”之评相互印证。
陈容与陈合、陈俞等挚友关系尤为密切。他们不仅合建“天地四方宇”,更分别构筑了“江山第一楼”(陈容)与“乾坤一草亭”(陈俞)。这些建筑的命名极具宇宙胸怀与哲学意趣,是其士人情怀与共同精神追求的物质载体。至淳祐四年(1244),陈容回乡与陈合相聚,并应陈合之请为陈经国《龟峰词》撰跋,陈合随后续题“有所斋诸兄为之跋,安用复着漫书癸卯(1243)冬所作,怀旧一绝系于后”,更体现了他们在文学与艺术上的互动。理宗景定三年(1262),陈合赴京,陈容特作《陈中山合赴京师》。
陈容任临江军通判,其地与道教圣地龙虎山地理相近,加之南宋福建地区道教氛围浓厚,使其与道教人士的往来具有充分的社会与地缘基础。《福建通志·金石志》载嘉熙三年(1239)六月,陈容与林骥、史自勉、王允恭等人同游屴崱、灵源,分韵赋诗,而“道士谢显道期而不至”。此条记载虽言其“不至”,却明确反映出陈容与谢显道本有约游之谊。谢显道作为白玉蟾再传弟子,属南宋道教南宗重要法脉,陈容与之交往,可视为其涉足道教文化圈的可能。
[南宋]陈容 云龙图 205.3×131cm 绢本水墨 广东省博物馆藏
《九龙图》后有大德丙午(1306)董思学跋文,其中提及“辛酉(1261)所翁在九松斑园中……迫晚作双剑图,遗东山韩忻”。董思学即宋末元初文人董嗣杲,入元后入道孤山四圣观,改名思学,号老君山人。其身份兼具文士与道流。董思学对陈容晚年行迹与创作甚是了解,有可能是陈容故交。陈容与谢显道、董思学等人的交游,不仅体现为雅集约游、作品赠答等外在形式,更反映出南宋末年士人群体中“三教融通”的思想倾向。陈容笔下的龙,既承载儒家“浩然正气”的象征,亦可能融汇了道教中“龙为变化之象”的意象内涵。
陈容的交游圈,以李昴英、林希逸为核心,至太学同侪、儒士与道流,具有鲜明的精神同构性:友人多具刚直气节、文艺才华,或怀抱三教融通的思想倾向。他们不仅是陈容艺术的理解者与推重者,更是其政治人格的见证者与诠释者。通过梳理其交游关系,我们得以窥见陈容在南宋中后期士人社会中的位置,并理解其艺术中“豪气”与“正气”并生的精神来源。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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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画家》杂志202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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