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受到长达十六年的审查、关押与监护之苦。1978年以后，他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重要职务。他的一生，从西北到中央，再到广东，再回到中央，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历程，也体现出他“能上能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可贵品质。习仲勋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善于走群众路线，是人民的贴心人。本文通过三个典型事例，记录了习仲勋在不同历史阶段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实践，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他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切情怀。 土窑洞里识英雄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消极抗战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所在地，首当其冲，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影响，边区经济和人民生活遭遇严重困难。为了渡过难关，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发展生产，自给自足，打破日军和国民党封锁。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新年献词》中强调：“‘发展生产，加强教育’，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心任务，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这一方针成为全边区工作的核心指导。 1943年2月，习仲勋奉党中央之命，从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一职调任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肩负起发展绥德分区经济、保卫边区北大门的重任。绥德分区包括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等县，是边区的北大门，全区人口五十余万，占陕甘宁边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是边区最大的分区。习仲勋到任后，认真贯彻中央和边区指令，带领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他强调机关干部不仅要身体力行、丰衣足食，更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推动大生产运动深入开展。经研究，习仲勋决定成立调查组，前往绥德县郝家桥村蹲点调查，为全区工作提供经验和指导。郝家桥村距绥德县二十里，隶属沙滩坪区，是该乡的乡政府驻地。村名前有碎石桥，村民多为郝姓，故名郝家桥。调查组成员包括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抗战报》主编梅行、地区妇联干部张力及《解放日报》记者田方等。4月中旬，习仲勋在地委机关主持调查组会议，带领大家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为下乡奠定坚实思想基础。他还针对移民问题指出，边区移民是大生产运动、军民团结和巩固边防的重要措施，但部分贫苦农民不愿南下，必须分析原因。他要求选出上、中、下三种不同情况的农户各两户进行调查。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调查组发现并宣传了劳动模范刘玉厚，极大推动了大生产运动。某晚，调查组在郝家桥村组织“好劳动人会”，热烈讨论推选劳动英雄，最终一致认定刘玉厚勤快、忠厚、俭朴、秉公、孝顺，是劳动英雄的典型代表。当晚刘玉厚因劳累下山晚，蹲在墙角，村民将他拥上炕，满堂赞誉让他满脸汗水。次日清晨，郝家桥村党支部书记带他去见习仲勋，习仲勋亲切问道：“你是共产党员吗？”刘玉厚用浓重陕北口音答道：“咱是！昨天晚上没想到就被叫来开会。”习仲勋拍着他的肩膀，紧握双手赞道：“好！好党员！好同志！现在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党就更有办法了！”刘玉厚谦逊回答：“咱只懂受苦，党叫干活，就干好了。”习仲勋随即在郝家桥生产动员大会上宣布刘玉厚为模范党员、劳动英雄，并在全区推广“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秋收后，刘玉厚向习仲勋汇报全年收成，习仲勋露出欣慰笑容。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暨生产展览会开幕，刘玉厚作为绥德分区劳模代表，光荣入选全边区25名“特等劳动英雄”之一。此后，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直至1984年2月习仲勋在北京亲切接见刘玉厚，两人通过书信互致问候。1994年9月6日，刘玉厚致信习仲勋和夫人齐心，缅怀童年受压迫的经历和习仲勋对革命与大生产的悉心培养，并称两人的友谊“万古常青”。1995年刘玉厚逝世，习仲勋题词纪念：“刘玉厚同志是陕甘宁边区著名农业劳动英雄，优秀共产党员”。2002年5月，习仲勋逝世后，刘玉厚之子刘宏恩带领家人及郝家桥村村民赴北京参加追悼会，表达深切怀念。 拨开乌云见青天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以及生产瞎指挥等问题严重，经济发展受阻，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为扭转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60年11月及1961年3月相继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将1961年定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1961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率工作组赴河南长葛县进行调查。长葛县在“大跃进”期间以“深翻地”闻名全国，但仍存在严重“五风”问题。调查组成员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家人事局局长金树旺，以及张芸、朱斌等十余人。他们集体乘坐中型客车前往长葛，未乘轿车，以示亲民。习仲勋对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说：“你们县委工作繁忙，不必特意安排接待，只需抽调几位同志随我们一同调查即可。”在县委建议下，习仲勋将长葛县和尚桥公社作为调查重点，选定宗寨、王庄、樊楼、杜村寺为调查点，重点关注公社食堂、生产队规模、整风整社、退赔及粮食分配制度问题。

在调研期间，习仲勋平易近人，常在傍晚走访田间地头，与群众交谈；夜晚则深入村庄，随意坐在砖头或石板上，与农民平等交谈。他要求领导干部放下架子、步行走访、警卫不随行，以免拉开距离；同时强调必须急群众之所急，尽快解决实际问题。例如群众急需红薯叶和豆腐渣充饥，领导干部便立即安排落实。习仲勋还要求机关干部观影时与普通干部同席，不设隔离。正是这种亲民作风，使他与调查组在长葛县赢得群众信任。 习仲勋同时也有严厉一面。一位老农反映“地少了，无地生活难”，习仲勋调查后发现，县、公社机关占用了数百亩土地用于不必要建设。5月2日，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严肃批评长葛县大兴土木行为，指出浪费资源，违背实际需要，并建议将“五风”错误编印成册，每年两次提醒干部，警示同志们。调查组注重记录群众心声，听取贫农对食堂及生产队意见，形成9份专题调查报告和2份综合报告，经中央转发，协助及时掌握农民生活与生产状况。群众纷纷感叹：“现在来了清官，拨开乌云见青天，政策一宣传，粮食分回家，大老鼠再也拉不跑粮食啦！”1984年9月20日，长葛县宗寨大队全体干部群众给习仲勋写信汇报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习仲勋复信鼓励大家坚持实事求是，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实现农业现代化。

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省市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八十年代中期，江西革命老区虽有所发展，但仍有364个贫困乡、52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50多万为特困户。1985年11月，习仲勋赴江西老区进行为期九天的实地调查，覆盖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地。

习仲勋反对脱离群众的作风。南昌听取工作汇报后，他随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前往井冈山调查。途中道路狭窄泥泞、施工频繁，警车鸣笛挥旗指挥交通。习仲勋严肃指示：“我们是来为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这一提醒充分体现他以群众利益为重的原则。 习仲勋坚持了解真实群众生活状况，要求省委干部“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瑞金叶坪乡，他直问党委书记办了几件实事。书记列举四件：修水井、修路、建集贸市场、办儿童食品加工厂。习仲勋随后走访井边，与百姓亲切交谈，对即兴视察非常满意。他反感恭维之风，对抱病赶来的县委书记说：“不要空话吹捧，要说实话，办实事。”显示出他严于政务而细致关心干部生活的一面。 习仲勋视察期间，最关心贫困农户生活。在遂川，他探访复员军人特困户曾宪绂一家，详细了解家庭情况，亲切握手鼓励，并立即指示研究帮助特困户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回到县委，他组织干部分析贫困原因，制定脱贫方案，提供财力和技术支持，确保实效。得知老区情况根本改善时，他欣慰地表示高度关注和关怀。 习仲勋一生深入群众，从地委书记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不摆官架子，总是以群众语言交流、站在群众角度思考、解决问题。他的这种作风，使他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人民心中的贴心人。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