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在伊朗德黑兰的郊外，一名男子埃格巴尔带着怀孕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驾车行驶在昏暗的公路上，汽车意外撞死了一条狗。在修车时，汽修工瓦希德注意到了男人身上的一个细节：他缺了一条腿，只能依靠假肢行走。假肢移动时发出的咯吱声，让瓦希德认定，眼前这个中年男人，就是曾在监狱中对自己施以酷刑的刑讯官。

一场复仇由此展开。瓦希德绑架了埃克巴尔意欲将其活埋，但在后者求饶的过程中瓦希德又对自己的记忆发生了怀疑，于是一个接一个地找来曾经的狱友，想要证明男人的身份。然而，随着更多人被卷入，这场复仇逐渐失控，瓦希德也一次次被推向艰难的道德抉择。

这是伊朗电影《普通事故》的情节，借由瓦希德的经历，影片还勾勒出了一幅伊朗的社会图景。在这个社会中，哪怕是最微小的权力，也足以滋生寻租的空间，从保安、护士到加油站工人，几乎人人都在利用手中的职权牟利，腐败已经渗透进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毛孔。而瓦希德一行人想要做的，是在这个已经彻底腐化的社会里努力寻求正义。

《普通事故》是过去一年最受瞩目的电影之一。影片在2025年戛纳电影节斩获金棕榈奖，目前也被媒体普遍视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大热门。影片的诞生，与导演贾法·帕纳西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2010年，伊朗当局为清算“绿色革命”，对电影界展开大规模抓捕，帕纳西被判处6年监禁，并被禁止拍摄电影20年。虽然他后来并未入狱，但长期的禁令，迫使他的电影创作转入“地下”。

2022年，伊朗国内再次爆发了被称为“头巾革命”的抗议浪潮，帕纳西在当年7月再度被捕，并迅速被送往监狱，直到2023年2月通过绝食抗议才获释。这段牢狱成为了《普通事故》最直接的灵感源头。

在某种意义上，《普通事故》是一部关于创伤之后如何自处的作品。它反复追问：在被系统性暴力伤害之后，人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内心的仇恨？当制度性正义缺席时，个人是否只能诉诸暴力？

瓦希德和狱友们首先面对的困境，是无法确认男子的真实身份。他们确信眼前之人就是施暴者，却拿不出任何确凿证据。这一处境隐喻了极权体制下受害者的处境：暴力被系统性施加，而证据也被系统性抹除。即便亲历了非人的折磨，受害者甚至最终也无法确知，究竟是谁对自己施加了暴力。

可即使知道又如何？当加害者就是系统本身，施暴者受到整个系统的保护时，个人几乎不可能通过正当程序实现清算，于是只能被推向“以暴制暴”的边缘。

这也引出了影片的第二重困境：是否要杀掉这个男人？对此，这群受害者的意见不一，有人坚信他就是埃格巴尔，主张立刻处决，以绝后患；也有人坚持，在无法确认身份之前，不能承担错杀无辜的风险。

这场争论发生在一片荒原上，背景中只有一棵分叉的树，这是戏剧《等待戈多》中的经典意象。等待戈多，等待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到来，也不确定是否存在的人，象征着人被困在一种停滞的、无意义的人生里。

而影片中的人物同样被困在一种无法推进、无法逃离的时间结构里。不同的是，这种等待并非自愿，而是一种被系统制造出来的停滞。他们在等待正义的到来，却不知道它何时能来，是否会来。

情节的转折点来自一通电话。瓦希德接到埃格巴尔女儿的来电，得知他的妻子即将临盆。出于最朴素的善意，瓦希德选择出手相助。他将母女送往医院，垫付医药费，甚至还给护士送上红包和礼物。这一桥段为瓦希德赋予了极为清晰的道德光谱，他固然是被仇恨撕扯的受害者，却仍无法对仇人家属的困境视而不见。

救助完成后，瓦希德仍试图做出最后的确认。他将埃格巴尔绑在树上逼问真相。或许是得知妻子平安生产，埃格巴尔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在哭泣中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也含糊地认下了罪行。

身份的确认，将瓦希德推入无法回避的终极抉择：杀掉他，意味着复仇完成，但自己也将不可逆地成为一个杀人犯；放过他，则意味着放弃了一次“实现正义”的机会，同时还要承担未来遭到报复的风险。

影片在这一关键时刻，通过一个长镜头将视线牢牢聚焦在被绑在树上的埃格巴尔身上，似乎把观众置于与主人公同样的选择困境之中。

有了前面的剧情作为铺垫，瓦希德的最终选择并不令人意外，他放过了埃格巴尔。对于观众而言，这当然不是一个令人痛快的结尾。人内心的朴素情感，总是倾向于看到恶人受到惩罚，正义得到即时的伸张。

但这一选择清晰传达了帕纳西本人的态度：面对暴力与压迫，最重要是保全自身的人性，不让自己被仇恨吞噬。仁慈比仇恨更有力量。

电影的最后一幕，定格在瓦希德的背影之上。他再次听到了假肢发出的、令人恐惧的嘎吱声。没有人知道，那究竟是幻听，还是埃格巴尔真的找上了门；也没有人知道，如果他真的出现，事态将如何发展。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即便作出了仁慈的选择，瓦希德依然生活在极权的阴影之下。

这一不寒而栗镜头仿佛再次提醒观众：极权的力量来自于暴力和恐惧。正因如此，真正可能撼动它的，不是以暴制暴，而是人性的善意与仁慈。

在暴力的土壤上，我们可以选择去改变。

撰文 | 李俊浩

编辑 | 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