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巅峰之作，历来被视为最为准确翔实的信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佼佼者。它内容丰富，文字优美，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传世价值不仅在于其历史记录的细腻与深刻，也在于其语言艺术的卓越。虽然《史记》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毕竟任何史料都难免有所疏漏或误差，但它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几乎无可置疑。 举个例子，史记中的殷商世系表一直以来让学界感到疑惑。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证据，关于司马迁究竟凭什么写出这份表格，学者们曾争论不休。然而，随着现代考古的不断进展，尤其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家们发掘出商朝时期的遗址时，发现了许多殷人自记的世系。令人大为惊讶的是，这些发现与司马迁所列的殷商世系表几乎惊人一致。由此可见，尽管一些细节尚未解答，但司马迁的史学智慧和准确性在这方面依然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然而，事情并非总是如此顺利。在西晋时期，曾出土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的竹简，其内容与《史记》中的描述差异巨大，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这就是《竹书纪年》的出现，它的问世引发了轩然大波，并激起了学界广泛的争议。 实际上，关于三代之前的历史，尤其是西周之前的事宜，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许多故事只能依靠后人的口述传说或考古发掘得知。例如，殷商世系表中的内容，正是依靠考古证据来补充与验证的。然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则相对丰富，《春秋》和《战国策》等书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实。在这种情况下，将《竹书纪年》和《史记》进行对比，其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竹书纪年》在部分内容上纠正了《史记》中的一些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竹书纪年》就是完全可靠的史料，它更多的是对《史记》的补充与修正。例如，王国维和钱穆等史学大家就曾运用《竹书纪年》来证实《史记》中关于战国时期的史料误差。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史记》中的战国记载总体上是可信的。

然而，当《竹书纪年》探讨到三代之前的历史时，它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真相。史记中赞扬的禅让制度，在《竹书纪年》里却被描绘成了一个充满血腥斗争的过程，完全失去了温情脉脉，心系天下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尧舜禅让为例，史记中的描述是，尧年老时，举行了部落联盟的议事会，经过考核后，舜被推选为继承人。尧随后在祖庙前举行了禅让仪式，死后由舜继位。这种描述凸显了儒家理想中的君主仁德与天命，似乎是尧自愿将帝位传给舜，顺应天命与民意。 然而，《竹书纪年》却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根据其记载，舜将尧囚禁在平阳，甚至不允许尧的儿子丹朱与他见面，最后才取得了帝位。这一版本显然更加黑暗，但却比史记中的温情故事更具现实逻辑。在那个礼仪尚不完善、道德体系尚不健全的时代，权力的争夺往往是通过暴力和囚禁来实现的，强者最终掌握了领导权。

值得注意的是，《竹书纪年》并不是唯一有类似记载的史料。在战国时期，韩非子在《韩非子·说疑》中提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这里，韩非子将尧舜禹的禅让与商汤革命、武王伐纣等历史事件并列，表明他对禅让制度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这些记载与《竹书纪年》的版本不谋而合，也从侧面验证了历史中的权力斗争远非单纯的道德选择。 然而，我们也需要警惕，《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官所记，距尧舜禹的时代已有数百年，尽管它的记载与现实的历史逻辑相符，但其史料的可靠性仍然值得怀疑。尤其是魏国与韩非子所在的韩国，都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提倡的是强权政治，与儒家所推崇的礼治体系大相径庭。在这种背景下，《竹书纪年》中的尧舜禹形象，很可能是按照法家的理论框架所塑造的，而不一定符合真实历史。因此，我们在阅读这些史料时，必须牢记它们背后的思想倾向，以免误将其当作历史的真实面貌。

总的来说，历史的真相往往被无数不同的声音和视角所包围，而不同的史料和思想流派呈现的版本，往往让我们无法轻易得出结论。对于尧舜禹的历史，或许我们只能通过不断比较和分析，才能逐渐逼近那个模糊而复杂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