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献中，夏人活动的主要区域集中在豫西和晋南两地。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考古专家们便着手对夏墟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和研究。1960年初，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成为了夏代考古学的一项重大突破。这个文化类型最早于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被发现，随后在豫西和晋南地区陆续出土，尤其以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其文化内涵丰富且典型，因此以该遗址命名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二是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二里头类型。这两大类型的分布情况与古代文献中对于夏代活动区域的记载十分吻合。

在河南郑州、洛阳、临汝等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多个文化层交叠的现象，即商代早期的文化层覆盖在二里头文化之上，而二里头文化又叠压在龙山文化层之上。就年代序列而言，二里头文化位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代之间，正是夏代文化的代表。通过测定，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395年到公元前1625年之间，分为四期。对于这四期文化的归属，考古学者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四期均为夏文化，也有人认为前三期属于夏文化，而第四期则属于商文化。还有人主张前两期为夏文化，后两期则为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中，以第三期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两座宫殿遗址。

其中，一号宫殿遗址位于北朝南，建筑位于高出地面约80厘米的夯土台基上，台基略呈正方形，南北长100米，东西宽108米。台基中部偏北有一块长宽二三十米的高起夯土平台，平台上分布着一圈长方形柱洞。这座宫殿的主体是一座长30.4米、宽11.4米的大型殿堂。根据柱础的排列，可以将其复原为一座面阔8间、进深4间的双开间建筑。台基周围发现有柱洞，可以推测出宫殿周围有与之相连的庑廊，而庑廊围成的空地便是宫殿的中庭。宫殿的正南面有一座牌坊式的大门。整座建筑的规模非常庞大，仅夯土台基的用土量就达到了两万平方米。二号宫殿也坐北朝南，发现了陶制的水管，可能用作地下水道。二号宫殿的结构与一号宫殿大体相同，也有正殿、庑廊、中庭等布局，但其格局更加严谨。这两座宫殿建筑的堂高大于庑廊和庭院，而庑廊和庭院的高度又高于台基周围的地面，在举行重要仪式时，明显能够体现出不同等级的身份差异。

在三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玉器。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仍处于早期阶段，造型简朴，器壁较薄，质朴无文，种类包括爵、戚、戈、刀等。玉器有钺、戈、璋、刀、琮、圭等，其中制作精美的七孔玉刀和玉璋尤为引人注目。众多青铜器和玉器属于礼器和祭器，反映了当时礼仪以为纪的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一号宫殿遗址被废弃的情况。考古学家发现宫殿台基北侧有四期时期的灰坑，台基上方的灰坑数量达到50余个，此外，还有十余座四期墓葬打破了三期的地层。这种叠压关系表明，一号宫殿在三期时期建成，到四期时便已经废弃。 古本《纪年》中提到桀居斟寻的说法，而斟寻的地理位置可能在今天的偃师一带。因此，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宫殿很可能就是桀居斟寻的遗迹。宫殿的废弃恰好反映了夏朝灭亡、商朝兴起的历史变迁。另一座宫殿也在四期时期废弃，其情况与一号宫殿相似。关于夏代的考古资料，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也是不容忽视的。该遗址的文化分为早晚两期，一些专家认为其晚期属于夏代的历史阶段。陶寺遗址的墓葬数量庞大，共有1000多座，其中大墓占1.3%，中型墓占11.4%，小型墓占87%以上。大墓中随葬品丰富，达到一百多件，而小型墓的随葬品则少至1-3件，大多数小型墓甚至没有随葬品。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层结构。

在大墓中，出土了大量礼器、乐器等随葬品，如陶龙盘、玉钺、石钺、鼓、磬等。龙盘在大墓中极为稀少，最多只有一件，显示出其非凡的珍贵价值。此外，许多大墓中还出土了彩绘木器，尽管木材已经腐朽，但其上的彩绘仍能辨识出器物的形状，如案、几、俎、匣、盘、豆等，制作工艺非常精良。考古发现表明，夏朝时期已进入青铜时代。东下冯遗址曾出土铜镞、铜凿等小型兵器和工具，还有用于铸造铜斧的四块石范。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铜器种类更为丰富，其中合范法铸造的铜爵，虽然表面粗糙，未刻纹饰和铭文，但比例恰当，造型规整，依然代表了当时的铸造工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