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陕北黄河两岸黄土丘陵地带，是商代晚期除殷墟王畿之外，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学术价值最突出的区域。自20世纪中期以来，考古调查与发掘逐步厘清了这一区域的青铜遗存分布面貌。依据现有统计数据，本次研究覆盖20个县区、76处青铜器出土点，累计出土各类青铜器600件，其中青铜礼容器136件。通过对各县区遗存数量、出土点位、器物类型的量化分析，能够清晰揭示石楼在整个晋陕黄河两岸青铜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为解读晚商王朝与西北方国的政治经济格局、文化交流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从空间分布与出土点位来看，晋西陕北黄河两岸形成了以石楼为中心、沿黄河及支流呈带状密集分布的格局。在全部76处出土点中，石楼县独占23处，占比达到30.3%，数量远超区域内其他县区。清涧县以9处位列其次，绥德、永和、延安等县区虽有集中发现，但点位数量均明显少于石楼。大量出土点集中分布于黄河东岸的石楼境内，涵盖二郎坡、桃花者、后兰家沟、曹家垣、义牒等多个经典遗址，形成连续成片的高等级遗存集聚区。这一分布特征绝非偶然，既反映出石楼地处黄河渡口要道、交通区位优越的地理优势，也印证了当地在晚商西北方国体系中，拥有远超其他区域的政治地位与社会组织能力。

从器物总量维度分析，区域范围内600件青铜器中，石楼一地出土210件，占比高达35%，呈现出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其余19个县区合计出土390件，平均单县数量不足21件，与石楼形成鲜明反差。从器物构成来看，石楼出土青铜器兼具礼器、兵器、工具与装饰件，组合完整、功能齐备。其中青铜礼容器36件，在全区136件礼容器总量中占比26.5%，接近区域总数的四分之一。礼器是商代礼制文明的核心载体，是等级身份与政治权力的象征，石楼在礼器数量上的突出占比，证明其并非单纯的器物流通中转站，而是具备独立接受、使用、传承中原商王朝礼制体系的高级方国中心。

对比区域内其他遗存点，陕北清涧、绥德等地虽有规模可观的出土遗存，且发现李家崖、寨沟等重要遗址，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但礼器数量与等级均不及石楼。晋西永和、大宁、柳林、保德等县区，多为零星出土，缺乏连续成片、等级递进的遗址群。石楼则不同，23处出土点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遗存网络，既有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的成套礼器，也有兼具中原形制与地方特色的兵器、饰件，既遵循殷墟二期为代表的武丁至祖甲时期的礼制规范，又保留了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是中原商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交融的典型标本。 量化数据充分证明，石楼是晋西陕北黄河两岸青铜文化的核心区域与第一中心。无论是出土点位密度、器物总量占比，还是礼器的数量与规格，均在整个区域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一格局的形成，与武丁时期商王朝国力鼎盛、向西北大规模开拓经略的历史背景高度契合，更离不开当地早期商贸活动的支撑。石楼地处农牧交错带，扼守黄河古渡，是连接殷商王畿与北方草原的交通枢纽。中原亟需战马、草原稀缺青铜手工业品，供需高度互补，石楼先民依托方国组织，开辟商贸通道，开展以青铜、丝织品交换马匹、畜产的稳定互市，以平等互利的贸易模式，实现物资流转与财富积累，成为晋地早期商贸的先驱。 这种规模化、组织化的跨区域贸易，不仅为石楼汇聚了大量高等级青铜重器，也推动了中原与北方文化的双向融合，最终造就了石楼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面貌。频繁的商贸往来，让殷商礼制与工艺、草原器物风格与生活习俗在此交汇碰撞，既强化了石楼方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也奠定了其区域文化中心的地位。 追根溯源，明清晋商开拓进取、诚信互利的精神内核，在商代石楼的黄河古渡与商贸古道中已初见雏形。石楼商代青铜器的海量出土与核心比重，既是晚商方国实力的实物见证，也是早期晋地商贸文明的直接佐证。深入研究石楼青铜器的分布比重与文化内涵，既能精准定位其在晋陕高原青铜体系中的核心坐标，也能上溯晋商精神的远古源头，完善商代西北方国格局与北方边地文明发展脉络，为中国青铜时代区域文明与早期商贸史研究，提供珍贵而坚实的实证支撑。

【作者简介】张生祥，石楼人，柳林县联盛中学高级教师，2024年获山西省模范教师称号。教学之余致力于吕梁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事业。项目“吕梁历史文化探源工程”执行人；纪录片《吕梁》第一集文明探源部分主讲人；纪录片《走遍柳林第一期<唐窑>》主讲人；吕梁市地方教材《我们的家园》副主编；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锄沟唐窑》主讲人、著作《石楼青铜器》副主编；纪录片《融媒体走基层第三期<张生祥的考古情怀>》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