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浅风清 不负流年

1957年，安徽寿县八公山乡寿淮农业二社农民李义文、徐世均在九里乡九里圩护堤的复堤工程中，在距城东门2里地的丘家花园取土时，发现了4件错金铭文青铜节。与青铜节同时同地出土的还有小铁锤、小金块和一些陶片，初步推测它们可能为墓葬遗物。经考古调查人员确认，这组青铜节符共有4件，可分为两组，分别为舟节和车节。1965年，文博工作人员又在安徽蒙城征集到1件舟节。目前这5件青铜节分藏于两地，其中1件舟节和1件车节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余3件藏于安徽博物院。经考证，青铜节为战国中期楚国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所铸的通商凭证，因持有者为“鄂君启”，故命名为“鄂君启节”。

“鄂君启节”用青铜制成，为中方条形，中间有一个竹节，分器面为两段（图1）。器面上镂刻八条阴纹直线，为错金字的直格。错金铭文，字形耀目，笔画熟练劲秀，与寿县朱家集楚器刻铭基本体势如一。舟节2件，形制相同，均长31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篆书铭文9行，每行18字共计164字，包括重文一、合文一（图2，右）。车节3件，形制亦相同，均长2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篆书铭文9行，每行16字共计148字，包括重文一、合文三（图2，左）。

▲图1 鄂君启车节、舟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 鄂君启车节、舟节铭文摹本

“鄂君启节”的铭文清晰勾勒出楚国两大贸易干线，分别对应水路（舟节）与陆路（车节），形成了覆盖江汉、江淮地区的立体贸易网络。舟节铭文记载，船只以150艘为限，鄂君启的商船可从鄂地（今湖北鄂州）出发，沿长江逆流而上，经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等水系，抵达楚国西南边境；顺流而下则可经彭蠡泽（今鄱阳湖），进入庐江流域。路线所经城邑包括鄂、湘、郢、枞阳等重要商业据点，涵盖了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广阔区域。铭文明确规定“舟百五十艘，岁一返”，既限定了运输规模，也表明贸易活动具有固定周期。车节铭文则记录了陆路贸易的通行范围，以鄂地为起点，向北经南阳盆地，穿越伏牛山余脉，抵达中原南部的方城之外；向东则沿淮水北岸，连接淮北诸邑。陆路运输的核心限制为“车五十乘，岁一返”，且明确禁止运输金、革、箭、簇等军用物资，体现了楚国对战略物资流通的严格管控。

这套贸易网络的形成，依托于楚国发达的水陆交通体系。长江、汉水、淮水等天然水系构成了水路运输的主干，而人工修建的栈道、驿道则完善了陆路联通。贸易路线的选择既考虑了物资集散的效率，也兼顾了军事防御的需求，反映了楚国“以商固边”的战略考量。

同时，“鄂君启节”作为官方特许凭证，其铭文内容深刻揭示了楚国系统化的贸易管理机制，其核心体现为特权授予与规范管控的双重逻辑。铭文明确规定，鄂君启的贸易车队、船队“自鄂往，庚郢，庚鄢，庚繁阳……毋征”，即途经楚国境内关卡时，可免除关税、市税等各类赋税。但这一特权并非无限制，铭文特别注明“毋载金、革、箭、簇”，军用物资的运输仍需遵守严格管制，不得享受免税待遇。此外，贸易活动需在“岁一返”的时限内完成，超时则可能丧失特权，这一规定既保障了贸易秩序，也便于国家对商业活动的统计与监管。

鄂君启是楚怀王的儿子，为楚国贵族，其封地在鄂。结合铭文“大攻尹以王命命集尹”的记载，可知其贸易活动是在楚王授权下进行的。这表明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规模贸易主要由贵族阶层主导，形成了“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贵族凭借政治特权获得贸易垄断权，而国家则通过授权、凭证管理等方式，将商业活动纳入统治秩序，实现了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绑定。铭文提及“见其金节则毋征，不见其金节则征”，表明楚国已建立完善的关卡查验制度。各地关卡通过核对节符的真伪，确认持有人身份，来区分合法特许贸易与普通民间贸易。这种“节符验放”制度既保障了特权阶层的商业利益，也有效防范了偷税漏税、走私禁运等行为，体现了楚国贸易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此外，“鄂君启节”虽未直接罗列贸易商品的具体种类，但结合铭文内容与同期考古发现，可还原战国时期楚国区域贸易的核心商品结构与流通逻辑。从运输限制来看，禁止军用物资贸易，侧面反映了民用物资是贸易的主要内容。结合楚国的资源禀赋与考古出土文物，贸易商品可分为三类：一是农产品，包括长江流域的稻米、淮河流域的粟麦等粮食作物，以及麻、葛等经济作物；二是手工业品，楚国的青铜器具、漆器、丝织品等特产通过贸易网络销往中原及南方诸地；三是资源性商品，如木材、矿产、皮革等，从边境地区运往腹地城邑，满足手工业生产与贵族消费需求。

楚国的贸易网络实现了不同区域的经济互补。江汉平原的粮食、洞庭湖流域的木材、淮河流域的矿产等物资通过水陆干线双向流通，既弥补了单一区域的资源短板，也促进了生产技术的传播。这种区域交流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更带动了文化、习俗的融合。贸易路线所经的城邑逐渐发展为区域性的文化枢纽，楚国的文字、礼仪与其他区域文化相互渗透，为秦汉时期的文化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综合来看，鄂君启舟节、车节分别详细规定了鄂君启在行商过程中获准使用的舟车数量、车船大小、贸易通行路线、运载限额、免税范围、运载货物品类、禁运货物，以及通行时限等核心信息，为研究当时楚国地理、环境、交通、经济、赋税制度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作为目前所见先秦时期最完整的通商特许凭证，其铭文内容可与《左传》《史记·楚世家》等文献相互印证，填补了战国时期楚国贸易制度研究的空白。

相较于其他出土文物，“鄂君启节”以官方文书的形式，直接呈现了楚国的贸易管理体系、交通网络与商品流通格局，为探讨先秦时期区域贸易的运作模式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从青铜节符上的错金铭文到跨越千里的贸易路线，从贵族主导的特许经营到区域间的物资互补，“鄂君启节”见证了先秦时期文明交流的活力与制度创新的智慧。这不仅是我国考古文物所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稀世之宝。在当代视角下，“鄂君启节”所蕴含的规范与开放并重、区域互补共赢的贸易理念，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曹芳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聘教授」

来源：《金融博览》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