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江统的《徙戎论》，除了能明确五胡问题外，究竟有没有实践价值？
西晋，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特殊而又短暂的存在，在许多人心中总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它代表了东汉乱世的终结，取代了三国时期英雄辈出的格局，重新统一了中国。然而，正是在这份伟大成就的背后，西晋的中央权力系统却暴露出先天的不足，这也注定了它的短命。不到三十年，西晋便在前赵政权的崛起中灭亡。
每当我们回顾西晋的灭亡，除了痛惜其宗族制度的弊端和错误的皇帝选用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便是对于民族问题的误判。虽然有不少大臣在西晋初期提出过警告，指出胡族在内地的杂居可能会成为日后的隐患，然而当时的西晋统治阶层并未重视这些建议，最终让胡族势力悄然壮大，并在西晋内乱中趁虚而入，夺取了政权。 在这些忠言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江统所作的《徙戎论》。在这篇文章中，江统深刻阐述了游牧民族不可轻信的理由，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将胡族迁出帝国腹地，远离汉族的聚居区。如今回顾，西晋最终确实亡于匈奴等胡族之手，因此许多人对江统的远见佩服不已，同时也对西晋皇室未能采纳这一建议深感惋惜。然而，江统的建议，真的能在实践中成功吗？这就值得深思。 江统在《徙戎论》中简要回顾了西晋时期胡汉杂居的现状。从东汉时期开始，游牧民族大规模迁入中原，原因复杂多样。例如，匈奴分裂后，南匈奴向汉朝寻求庇护，大量南匈奴人迁入汉人居住的地区。而西北的羌人和氐人在与东汉的长期战斗中，被击败并迁移到关中地区，以便更好地进行管理。东汉末期，曹操击败乌桓后，乌桓和鲜卑人也纷纷向汉族地区迁移，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治理，也是为了解决因战乱导致的北方人口下降问题。 当西晋统一天下时，胡族与汉族百姓已经在一些地区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然而，由于西晋政府对这些游牧民族采取了高压政策，胡汉矛盾一直存在，而胡族的汉化过程也进展缓慢。这使得江统等人认为，胡族最终必然会成为西晋的潜在威胁。 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江统对游牧民族的看法难免带有传统偏见。他认为，胡人与汉人之间有本质的区别，认为他们的汉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即便胡族当前对西晋保持顺从，实质上只是因为他们暂时没有足够的力量，仍处于沉寂状态。因此，他提议将胡族从西晋的领土上迁出，送回他们的故土，以减少潜在的威胁。然而，江统的建议是否能够实施，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西晋政府执行这一计划时，可能会遇到诸多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江统认为，只要西晋政府提供必要的粮草，胡族的百姓就会愿意迁移，因为他们必定会对故土有所留恋。但这一假设在现实中未必成立。事实上，许多胡族百姓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放弃了游牧生涯，开始依赖农耕。而如果他们被迫离开肥沃的耕地，重新回到草原，他们可能难以通过传统的游牧方式谋生。同时，回到故土后，这些胡族还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与西晋及曹魏时期分散式的治理方式大相径庭，也缺乏合适的领袖人物来领导他们，这将使他们在草原上的生活更加艰难。 此外，西晋政府也未必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事实上，胡族在西北等地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如果他们全部迁出，关中地区将出现严重的人口空缺，这对当地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在这些地区需要部署大量军队来防守那些外迁的游牧民族，这无疑将是对西晋政权财力和人力的巨大负担。与此同时，匈奴等游牧民族也是西晋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他们撤离，西晋的军事力量将大打折扣，这对于一个新生政权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考虑到国家的安全，外迁胡族的计划显得尤为冒险。 再者，早期迁入的胡族已经开始接受汉化，比如建立前赵政权的刘渊，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远非江统所认为的不可教化。因此，外迁胡族的必要性便进一步降低了。从实际可行性和必要性来看，江统的徙戎论显得过于理想化，实施的难度极大。 西晋灭亡后的五胡乱华给北方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因此，西晋初期对胡族统治缺陷的批评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江统的《徙戎论》被人们称赞，并成为了对西晋皇帝不听忠言的进一步指责。但事实上，江统的建议并未考虑到当时游牧民族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也没有针对西晋的管理结构进行深入思考，更未认识到这些民族已经开始融入汉文化，因而不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不可教化。 最重要的是，尽管五胡乱华是西晋灭亡的直接原因，但西晋内部的政治混乱和统治阶级的腐化才是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而这些问题，江统的徙戎论并无法解决。即使西晋皇帝采纳了江统的建议，这个注定短命的王朝依然难逃覆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