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步步紧逼、北京即将沦陷的背景下，崇祯皇帝做出了一个关系到大明命运的重大决定——南迁南京。这一选择，或许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显得是明智的，因为面对北方接连不断的战乱与灾难，留在京城已无可挽回之地。

自崇祯二年（1629年）己巳之变起，清朝的八旗军屡次越过长城，深入北方进行掠夺。每一次劫掠都带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百姓性命和巨大的财富。更糟糕的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所到之处，几乎成了人烟稀少的废墟。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北方土地荒芜，经济几乎崩溃，盗匪横行，百姓民生困苦，整个北方地区俨然成为国家的负担。因此，崇祯选择南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放弃了一个早已糜烂的地区，为自己和大明王朝腾出了空间，减轻了负担。

同时，这一举措还能够让大明摆脱多线作战的困境。北方在清朝与李自成、张献忠的夹击下，财政和兵力消耗严重，崇祯的南迁意味着放弃这片不断被战火吞噬的土地。这样一来，敌人将不得不直接面对彼此，形成对峙局面，而崇祯则可以站在一旁，等待双方消耗。与其背负沉重的战线负担，不如暂时撤退，争取到时间，修整恢复。这种战略上的后退，实际上为大明提供了喘息的机会。

对于崇祯来说，南迁的另一大优势在于，他可以利用南京已有的行政架构，迅速恢复统治。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来，南京一直保留着完整的政府体系，许多官职与职能的设置与北京几乎无异。因此，即便崇祯没有带着全体朝臣一同南迁，仅凭自己，也能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有效的统治架构。这种备份系统的存在，意味着大明的治理不会因为都城的迁移而陷入混乱。 然而，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崇祯如果决定南迁，不仅可以延续大明的统治延续，还能够避免合法性危机的发生。南明弘光政权的倒台，根本原因在于合法性的争论。南渡三案让弘光政权的合法性遭到了深刻质疑，导致了内讧与叛乱。而如果崇祯能亲自或将直系皇族送往南京，那么南明的合法性争论就不会成为其致命伤。或许，南明王朝能够以一种更为稳定的姿态延续下去，甚至可能在未来通过北伐恢复大明的疆土。可惜，崇祯的个性注定了这一切的破灭。他的刚愎自用与拒绝承担责任，使得这个机会最终化为泡影。

当李自成的军队在1642年开始逼近北京时，李明睿曾多次劝谏崇祯南迁。李明睿不仅分析了南迁的利弊，还为崇祯提供了具体方案。他提出，可以模仿宋徽宗假道镇江祈福的方式，以拜祭孔子为名，将崇祯送出北京，借助史可法的力量与南方的军队接应。然而，崇祯的回应让人失望。首先，因缺乏经费，他不愿意自掏腰包承担这一计划，甚至将这个建议推给了朝堂讨论。崇祯反复暗示朝臣劝谏南迁，却又避免自己主动承担责任。最终，这个提议在朝堂上被无情搁置。

此后，李建泰第二次提出南迁的建议时，形势更加紧迫。李自成的军队已占领保定，形势岌岌可危，李建泰甚至在临被俘前，建议崇祯将太子等人送往南京。这个提议得到了部分朝臣的支持，甚至李明睿也再次强烈建议崇祯采取南迁之策，但崇祯仍然迟迟没有做出表态。他的最终决定，是继续在朝堂上让大臣们争论，而不是亲自做出决策。即便陆路已被切断，他依然希望能通过天津的海路前往南京。

然而，这个提议再一次被朝臣们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南迁不仅有背死守社稷的君主责任，而且容易导致权力的不稳，甚至暗示了崇祯的不负责任。面对朝臣们的激烈反对，崇祯没有勇气承担责任，最终放弃了南迁的机会，太子等皇子也未能及时送往南京。

崇祯一方面感到气愤，一方面也无可奈何。退朝后的他情绪激动，甚至掀翻了桌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愤怒和失望。然而，这一切的责任，根本不在那些劝谏的臣子身上。正是崇祯自己在性格上的缺陷，使得这一切都变得无法挽回。如果他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决策，或许大明王朝的命运会有不同的结局。

北京最终陷落，崇祯自缢身亡，大明灭亡，所有皇子成为李自成的俘虏。这一切，可以说是崇祯性格缺陷的最终牺牲。就在北京城即将陷落的前一天，崇祯意识到自己可能走到了绝路，他作出了最后的安排。皇子们被秘密送出宫，而后妃们则选择自尽殉国。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崇祯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悔恨与绝望。 在北京城破之时，崇祯皇帝来到了煤山，独自站在歪脖树下，捶胸顿足，愤怒地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说完，他便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带着这个悲剧落幕了大明王朝的历史。 崇祯的皇子们在北京城破后，成了投降者的投名状，成为李自成的俘虏。可讽刺的是，之前那些所谓的忠臣与诤臣，最终都先后投降了李自成，甚至有些人后来成了清朝的朝臣。所有这些改变，毫无疑问是崇祯性格缺陷的结果。明朝的覆灭，南明的悲剧，都是这一性格弱点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