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创立，打破了两汉以来的世族门阀垄断，使平民百姓的子弟有了通往仕途的希望。尽管如此，直到清初，官僚贵族的子弟仍然在入仕方面比贫寒士子更具优势。直到康熙时期，科举制度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公平与公正。

大臣子弟参加科举的现象一直饱受争议。唐代已开始有措施抑制大臣子弟的参与，宋代则进一步创立了牒试制度，明代亦有不少关于大臣子弟中式的批评与争论。而在清初，达官贵人之子与普通士子一同参加乡试，但屡次出现大臣子弟多次中举的现象，引发了社会的不满。尤其是在康熙年间，几次因科举不公而引起的风波，使得康熙帝决定对科举制度进行一次深刻的改革。

康熙二十三年，甲午科的顺天乡试中，都御史徐元文的儿子徐树声、侍讲学士徐乾学等人都中举了，这样的情况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反响，民众认为这明显是不公平的，认为是官员子弟通过特殊渠道进入了科举的殿堂。再如三十八年已卯科顺天乡试后，由于士子们对科举的公正性产生了疑虑，民心愈发不满。甚至三十九年庚辰科的会试，大臣子弟中举的情况也格外突出，再次引起了众多士子的愤怒。经过这些事件的反思与总结，康熙帝终于决定对科举制度作出重大改革，出台了更定官卷的政策。

清初的官卷制度，一方面保持了科举的公平性，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分类，避免了大臣子弟通过科举的捷径。乡试制度在各省设立了严格的分类编号。以顺天乡试为例，直隶的士子被编为贝字号，宣府士子则为旦字号，而江南地区的江苏和安徽士子也有各自不同的编号。而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通过特别的指令，要求大学士及九卿新增了官卷编号，并规定官员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时，必须使用独立的编号。这一措施让官卷与民卷有了明确的区分，使得官员子弟与普通士子的身份更加明确。

具体来说，官卷的士子，除了直隶省的贝字号外，若是官员子弟，其编号便会在贝字后加一个官字。更为严格的是，官卷的士子不能与民卷的士子同号入舍进行考试，确保了不同身份的士子之间互不干扰。此外，康熙还特别规定，官员的亲戚，如兄弟之子，甚至是父亲丁忧、告假、致仕的子弟，也会纳入官卷类别，进一步确保了科举的公平性，避免了官员子弟通过亲戚关系获得不正当的录取机会。

康熙帝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官员子弟通过背景、关系而过多占据名额，从而给贫寒士子更多的机会。同时，官卷制度设有名额限制，确保官员子弟的中选名额不会挤占民卷的机会。官卷制度一经确立，实施细则也逐步修订。雍正帝继位后，逐步加强了对官员子弟的限制。比如，雍正时规定，某些偏远省份由于文理不通，未能达到应有的录取标准时，朝廷宁可少录取，不能降低标准，而将未录满的名额调拨给民卷的士子，确保公平性。

到了乾隆年间，官卷的录取比例进一步细化。在大省，每二十名士子中选一名官员子弟，中省则是每十五名选一名，而在小省，则按照每十名选一名的比例。乾隆时期，虽然朝廷发现了原有规定的局限性，调整了当时的操作方式，但总体原则未变：每个省的官卷名额严格控制，尽量不让官员子弟占据过多的名额。

即便如此，官卷制度始终是清代科举制度中最具特色的改革之一。它让官员子弟与普通士子得以区分，确保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朝廷通过这一举措，试图为贫寒士子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同时也避免了官员子弟利用关系和背景优势，压制了他们的特权，达到了更公正的效果。 设立官卷制度，不仅仅是为了给贫寒士子提供更多的机会，也旨在安抚天下士子的情绪，确保朝廷在实施科举制度时能够获得舆论的支持与认同。此举有效地树立了清朝政府的威信，并逐渐消除了民间的怨气。即便如此，清代的科举制度并未完全消除官员子弟的优势。虽然乡试阶段官员子弟无法获得高名次，但他们在会试阶段依然有一定的优势，这也是清代科举制度中难以避免的一个现实问题。 总的来说，科举制度中的官卷政策让清代科举考试更加规范、公正，虽然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员子弟的名额，但由于官卷制度只适用于乡试，未能完全解决官员子弟在会试中的优势地位。即便如此，乡试这一关已经让大多数的官员子弟在出仕之路上受到了制约。无论如何，朝廷对于乡试的严格要求，也为清代科举的公平性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