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充国“罢兵屯田”

叛乱的羌兵冲破边塞，攻杀官吏，西北动荡。为尽快稳定局面，汉宣帝派遣通晓羌事的老将赵充国率领6万大军挺进湟中。神爵元年（前61）六月，赵充国兵至金城，随后统军渡过黄河，深入羌人占领的湟水谷地，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击溃率先起兵的先零羌部。在军事行动取得初步胜利后，赵充国对其他羌人部落采取争取与安抚政策，遂宣布：“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同时承诺归顺者汉军会保护其庄稼和财产。在军事打击配合政治瓦解战略下，赵充国用5个月时间平息叛乱，各部羌人纷纷归顺。

但这次叛乱也直接暴露了此前单纯以军事威慑为主的政策的局限性，要使这一地区长治久安，汉王朝必须寻求一种更有效、更长久地经营方略，一系列对河湟地区影响深远的政策应运而生。首先是金城属国的设置，叛乱平定后，羌人首领黄羝等部4000余人降汉，汉朝封芣零、弟泽为帅众王，而金城属国的功能主要就是为了安置降羌，并管理郡境塞内外羌人。汉朝从武帝至宣帝时期，先后共设置7个属国，即安定属国、天水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金城属国。其中金城属国是专门为内附羌人部落而设置的，属凉州。有了这些属国，内附各族居民接受汉王朝统治的同时又能保留其原有部落的组织、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汉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因俗而治”的一种开明统治政策，也是内属部族逐步编户化过程的必要过渡方式。

其次，汉护羌校尉真正开始发挥作用。此职位是专门管理羌人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能开府治事，是与郡守级别相当、专司其事的军事机构。护羌校尉主要职责为定期巡视羌夷部落，处理羌人部落之间以及其与郡县吏民间的纠纷，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等问题，同时还要保护河西丝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职位。但要注意的是，据《后汉书》记载，护羌校尉一职始设于元鼎六年（前111），即李息、徐自为大军进占湟水流域时，可奇怪的是，始任此职之人，史书缺乏记载，一直到赵充国平定羌乱时，也未见护羌校尉以及相关活动。直到神爵二年（前60），辛临众被任命此职，才有了见之于史书记载的第一位护羌校尉。因此有学者认为元鼎六年之说可能是史书追记或有疏漏，该职位的常态化与实质性运作，很可能始于神爵二年（前60）辛临众的任命。

△三老赵掾碑( 残碑 )，东汉光和三年十一月，现藏青海省博物馆。赵掾即赵宽,“掾”为当时属官的官职通称。内容记载西汉赵充国在河湟地区屯田及其五世孙赵宽继承祖业的事迹

第三，赵充国在河湟开展屯田。在羌乱平息后，赵充国意识到要使西部边境长久安宁，必须让此前战乱中广大失去土地和脱离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既能解决广大农民成为“流民”的严重问题，又能使边地农业得到恢复发展，遂向朝廷上《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提出“罢兵屯田”的建议。他详述“屯田十二利”，指出此策略既能防止羌人再度滋事，又能生产粮食以备战，即“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是保境安民的良策。这一建议在朝廷引起巨大反响，后经赵充国据理力争，终于获得汉宣帝准奏：“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赵充国受命在河湟屯田时已是76岁高龄，然其老当益壮，率领军民拓荒垦田，不仅耕种了西起临羌、东至浩门的2000余顷土地，又在河湟两岸开垦了大量荒地。与此同时，赵充国还大力发展水利交通工程，并从内地招募人才将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传播到河湟地区，极大提高了河湟地区的生产水平。神爵二年（前60）五月，赵充国罢去屯田，“振旅而还”。从时间上看，这位老将亲留河湟屯田的时间非常短暂，前后约一年，但他在湟水流域开垦的屯田被驻守当地的军民继续耕种，持续产生影响。其首创屯田戍边、开放边疆的业绩也成为后世历代效仿的榜样。

1942年，青海乐都县（今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白崖子村出土了一块东汉石碑，即“三老赵掾碑”，此碑现藏青海省博物馆。碑文为隶书，共694字，刻于东汉光和三年（180）十一月丁未日，内容记载西汉赵充国在河湟地区屯田及其五世孙赵宽继承祖业的事迹，是汉代汉人迁入湟水流域与羌族、小月支人共同开发边疆的历史见证。

西海郡兴衰

经过十几年经营，河湟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设立郡县的条件已经成熟。据《汉书》载，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秋七月，“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汉昭帝初置金城郡时只有六县，分别为陇西郡的枹罕、白石；天水郡的榆中、金城；张掖郡的令居、枝阳。金城郡设置后，与河西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一起合称河西五郡。后经发展，金城郡的辖县扩充为13个，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省兰州市以西，至青海省青海湖以东的广袤区域。其中，允吾县和破羌县位于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一带，安夷县在今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境内，临羌县在今青海省湟源县城东南。而金城郡的西部边界，一度延伸至青海湖周边。

汉朝对青海经营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西海郡的设立。西汉末年，安汉公王莽主政，积极推行拓边政策。元始四年（4），王莽派遣中郎将平宪等人前往西海（今青海湖）地区，利用财物利诱当地卑禾羌人首领良愿归附。良愿同意献出鲜水海（青海湖）、允谷（今共和县东南）、盐池（今茶卡盐湖）等要地。王莽随即奏请设立西海郡，因为当时已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设立西海郡就补全了“四海”拼图。同年冬季，西海郡正式设立，郡治位于龙夷（今海晏县三角城），并沿湖修筑五县，广建亭燧驿道，构建起完整的行政与军事防御体系。

尽管设置西海郡强化了中央对羌地的控制，但王莽经营政策失当却成为导致它短命的原因之一。设郡后，王莽颁行严苛法令，将数以千万计的内地违令者迁徙至西海郡戍边，引发广泛民怨。另一方面，当地羌人不堪其扰，于居摄元年（6）在首领庞恬、傅幡率领下起兵围郡，太守程永弃城而逃，被王莽处死。次年，护羌校尉窦况率军平叛，暂稳局势。王莽称帝后（9），又在郡治三角城立“虎符石匮”昭示权威。然而至地皇四年（23），随着新莽政权覆灭，西海郡亦随之废弃，存续仅19年。

史籍并未详载西海郡所辖五县之名，所幸考古发现揭示了其治所布局。西海郡的郡治三角城遗址规模宏大，设四门，出土的“虎符石匮”铭文确证其为西海郡中心。其余四座附属古城——尕海古城、北向阳古城、曹多隆古城、支东加拉古城，均分布于青海湖周边，规模略小，形制统一，与史载“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相符。此外，刚察县以南的向阳古城等小型亭城，构成了基层预警网络。这些遗址出土的王莽时期钱币及钱范，证明当地曾存在铸币活动。

△尕海古城遗址，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尕海湖畔，是汉代西海郡环湖五城之一。遗址形式和布局呈正方形，用夯土筑成、城内发现的灰色的陶片、残破的铜镜、五铢铜钱等文物

西海郡存在时间虽然短暂，却是中原王朝首次将郡县制体系推进至青海湖区域的重要实践。这一建置将西羌活动腹地纳入国家疆域管理，为后世经略青藏高原奠定了行政基础。亭燧体系的构建不仅强化了军事控制，也促进了汉羌地域的交通与联系，同时也是青海东部被纳入“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关键一步，对历代治理西北边疆具有深远影响。

东汉持续开发

新莽末年，中原陷入战乱，无暇西顾，一些西羌酋豪乘机率部“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更为严重的情况是，王莽旧部隗嚣拥兵10余万，自称西州上将军，占据天水（今甘肃通渭西），称雄陇右。隗嚣对入塞的西羌酋豪竭力拉拢以为己所用。刘秀刚建立东汉，即着手平定西北割据势力。建武六年（30），温序被汉朝任命为护羌校尉，却在上任途中被隗嚣部将截获，温序坚决拒降，伏剑而死。温序也是见于史料的东汉首位护羌校尉。建武八年（32），刘秀派大将来歙攻取隗嚣的军事重镇略阳（今甘肃天水东北），随后刘秀亲率军西征，隗嚣的部将牛邯率“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隗嚣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不久“恚愤而死”。

在解决隗嚣这个大麻烦的同时，刘秀对西北实行攻伐与招降结合的方针。他派人招降了河西的窦融，并授窦融为凉州牧。又亲征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平定了西南，至建武十六年（40），据有北方五郡的卢芳遣使请降，五郡收复。随着东汉再次实现全国统一，管理西羌事务也提上议事日程。司徒掾班彪上书光武帝，指出“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他认为羌人时常出现叛乱的原因是当地胡汉杂居，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常被当地小吏欺压而激化矛盾，朝廷需要有专门管理羌人事务的机构，以他们解决问题。至于办法，就依西汉旧制，设置护羌校尉。刘秀从其议，任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

此外，东汉末年西平郡的设置与青海地区的经营关系紧密。青海东部湟中地区地处交通要冲，东接关陇，西通青海，北连河西走廊，南邻洮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汉武帝经略湟中以来，大量内地汉人迁入，与羌、胡等族杂居共处，共同开发了这一区域。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逐步深入，湟中地区至东汉后期已具备设立郡一级行政机构的条件。为强化对西部边疆的控制，东汉在建安年间于湟水流域中心——即今西宁市一带——设置西平郡，标志着该地区进一步纳入全国郡县体系。

不过史料对西平郡设置的具体年代存在不同说法。《通典》记载为“后汉建安中，置西平郡。晋因之”，即196年至219年之间；而《水经注》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则主张为曹魏黄初年间所设。后世学者根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献帝起居注》中建安十八年（213）凉州并入雍州，所辖郡中列有“西平”记载，推断西平郡应设于东汉建安时期。此外，《三国志·杜畿传》记载其在建安中期曾任护羌校尉、西平太守，可佐证建安年间西平郡已存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杜畿转任河东太守一事的时间记载为建安十年（205），进一步支持西平郡设立于东汉建安时期的观点。

西平郡的设置客观上也促进多民族交流与边疆稳定。东汉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是在湟中地区继续大力推行屯田制。自西汉赵充国在湟中开创屯田先例以来，东汉进一步扩大了屯田规模，将其从湟水流域拓展至黄河河曲两岸，甚至延伸至青海湖周边地区，形成了一套以军屯为主、戍边与开发相结合的边疆经营体系。

东汉初年，名将马援平定羌乱后，即推行“开导水田，劝以耕牧”之策，他招还流民，兴修水利，使陇西、河湟一带出现“郡中乐业”之景象。至章和（87—88）、永元（89—105）年间，护羌校尉邓训在击败烧当羌后，罢减戍兵，转以弛刑徒屯田黄河两岸，“为贫人耕种”。邓训采取“以德怀之”的民族政策，妥善安置羌胡部众，兴医改俗，深得民心，其屯田方略成效显著。屯田布局在东汉中后期得到系统扩展。永元十四年（102），金城西部都尉曹凤于大小榆谷及环青海湖地区开展屯田。顺帝时期，韩皓、马续相继调整并增设屯田，使河湟屯田体系不断完善，持续百余年，成效远超西汉。

屯田劳动者除戍卒、弛刑徒外，还包括留边汉人、内附羌胡及内地移民。他们不仅开垦荒地，也引进了铁犁牛耕、水碓等先进农业技术，推动了河湟地区农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屯田还促进了汉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羌人部落向编户化过渡，为青海东部的持续开发奠定了基础。

△大泉五十陶钱范，汉，长13.9厘米，宽9.2厘米，厚6.3厘米，夹砂粗陶，呈砖红色，出土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现藏青海省博物馆

从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破局，到赵充国“罢兵屯田”的深谋远虑，再到王莽设立西海郡以完成“四海归一”的政治象征，中原王朝脚步坚定地迈向高原。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充满了军事较量、政治博弈与民族磨合，但最终通过持之以恒的军事驻防、经济开发和文化浸润，使青海东部地区不可逆转地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主脉。如今，西海郡故城的夯土残垣、斑驳的虎符石匮，以及瓦当上“长乐未央”的吉语，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物理存在。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古老的命题：中国的历史，是由中原与边疆、华夏与四夷在持续不断的互动中共同书写而成的。两汉在青海的实践，正是为后世“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最初也是最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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